【文/ 观察者网专(zhuan)栏作者韩健夫(fu)】
近(jin)日(ri)来(lai)，因河(he)北、山(shan)西、安徽、河(he)南、山(shan)东等(deng)地持(chi)续高温，以及从春季以来(lai)降水严重偏少，北方多(duo)地已出现旱(han)情，土壤缺墒等(deng)情况，亟需积(ji)极干预(yu)，合理(li)应对。为此，水利部联(lian)合多(duo)部门已提升各地干旱(han)防御(yu)应急响应级别，并将(jiang)黄河(he)、淮河(he)、海(hai)河(he)流域各骨干工程全部进入抗旱(han)调度模式。同时，调度南水北调工程全力支持(chi)华北地区调水，从而有力保障了夏播用(yong)水。
水旱(han)灾害频发的国度
中国是一个水旱(han)灾害频发的国度。这并非虚言套(tao)话，而是有所依据。因为中国大片国土属季风(feng)气候，虽雨(yu)热同期，但也深(shen)受降雨(yu)变率过大的影(ying)响，常常遭(zao)到过旱(han)或过涝的伤害。中国全年的降水变率存在从东南沿(yan)海(hai)向(xiang)西北内陆递增的特(te)点，而且同降水量存在显著的反相关关系。其中，黄淮海(hai)平原尤其是海(hai)河(he)流域的降水变率高达30%以上，甚至更高。而雨(yu)量之(zhi)增减达到25%就会对农作物造成伤害，达到40%以上则将(jiang)会面临歉收(shou)乃至绝收(shou)的可能。
所以早在九十年前(qian)，竺可桢先生就曾(ceng)在《华北之(zhi)干旱(han)及其前(qian)因后果》一文中坦(tan)言“世界(jie)上人口(kou)稠密之(zhi)区并无一地，其雨(yu)量变化性之(zhi)大有如华北者”。
这种气候特(te)点，再加上中国季风(feng)区内密集的人口(kou)，使传统时代旱(han)涝灾害的发生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再遇到为政者的腐败侵漁与不合理(li)的赋役制度，那(na)么饥荒就会频繁的出现。不怪乎1926年马罗立(li)(Walter Mallory)称当时的中国为“饥荒的中国（China the land of famine）”了。
涝灾一条线，旱(han)灾一大片。在降水变率极大的地区极端旱(han)涝事件便更容易出现。所谓极端气候事件是指特(te)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罕见事件，其发生概率一般小于10%，即我们(men)常说的十年一遇。其中，作为中华腹地的华北所爆发的极端干旱(han)往往影(ying)响超过极端涝灾，所带来(lai)的经济损失和社(she)会伤害通常也异常严重。如何(he)科学有效(xiao)应对极端干旱(han)历来(lai)是社(she)会治(zhi)理(li)中的难题。
华北地区千(qian)年来(lai)出现过96次极端干旱(han)
鉴往知来(lai)、鉴古知今。认识(shi)华北历史上曾(ceng)发生过的极端干旱(han)事件无疑是应对当下极端干旱(han)的重要方式。根据杨煜达教授主编的《中国千(qian)年区域极端旱(han)涝地图集》的研究结果来(lai)看，过去1000年包括今京(jing)、津、冀(ji)、鲁、豫、晋、陕、宁和甘肃东部，江苏安徽淮河(he)以北地区的广大华北地区，在历史上一共(gong)出现过96次极端干旱(han)事件。
华北地区极端旱(han)涝次数。橙色为旱(han)，蓝色为涝。图片摄自《中国千(qian)年区域极端旱(han)涝地图集》
在这些年份中，华北的极端旱(han)情往往有以下这些共(gong)性特(te)征。首先是空间范围广，旱(han)情波及两个省甚至更多(duo)省份；其次是时间长，旱(han)情跨越(yue)两个季度甚至更久；最后是旱(han)情重，5-9月(yue)降水量较多(duo)年平均降水量少三成的地区至少达到整(zheng)个华北20%的范围，且较多(duo)年平均降水量少七成的地区至少占30%以上的范围。
在史料记载中，这些年份“夏秋(qiu)连旱(han)”、“三月(yue)至六(liu)月(yue)不雨(yu)”的情况最为常见，由此往往会造成“河(he)竭”、“井泉俱竭”和“赤地千(qian)里”的极端景(jing)象。
历史上典型的极端干旱(han)有明朝末年崇(chong)祯十二年至十四年（1639-1641年）的连旱(han)。这三年中晋冀(ji)鲁豫四省连年大旱(han)，严重到半年甚至三个季度滴雨(yu)不下。崇(chong)祯十三年（1640年）旱(han)情更是扩展到陕西、甘肃。伴随大旱(han)的还有次生蝗灾，两者叠加在一起对农作物的伤害巨大，多(duo)地出现粮(liang)食的绝收(shou)。此轮大旱(han)更是直接触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
此外(wai)，清末的“丁戊奇荒”堪称极端干旱(han)之(zhi)最。光绪三年（1877年）和四年（1878年）分别是农历丁丑和戊寅年，因此接连的极端大旱(han)被统称为“丁戊奇荒”。这两年中几乎整(zheng)个北方均处于旱(han)魃为虐的境地，尤其以山(shan)西最为严重。光绪三年从农历四月(yue)至八月(yue)滴雨(yu)未沾，华北80%的地区降雨(yu)较往年均值少三成以上，严重的旱(han)灾让已种的麦苗黑枯无收(shou)，秋(qiu)禾也难以下种。
类似于上述极端干旱(han)的年份历史上还有不少。诸如金(jin)朝崇(chong)庆元年和贞祐元年（1212-1213年）、元朝天历元年和二年（1328-1329年）、明朝成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84-1486年）、万历十四到十六(liu)年（1586-1588年）、清朝康(kang)熙五十九年至六(liu)十一年（1720-1722年）以及民国时代的1926-1929年连旱(han)以及1942年的中原大旱(han)等(deng)。
传统中国的救济体系
极端干旱(han)事件的直接影(ying)响对象并非整(zheng)个社(she)会，而是与气候条件关系密切的某(mou)个侧面，如对粮(liang)食生长的巨大影(ying)响，通过对这个侧面的影(ying)响再传递到社(she)会不同的结构与层次中，进而影(ying)响全社(she)会。
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she)会，最重要的生产(chan)资料就是人口(kou)和土地。极端干旱(han)恰恰对这两者的伤害最大，这是华北的农业结构与气候特(te)点所决定的。
当地的主要农业作物是冬小麦，4到5月(yue)又是作物需水的关键期，此期间华北正是春旱(han)时节，往往会造成冬小麦的减产(chan)。另外(wai)，华北夏季既是夏玉(yu)米、夏大豆播种和出苗季节，又是春播作物进入旺盛生长的阶(jie)段，春夏连旱(han)的极端旱(han)情会极其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华北社(she)会在面临极端干旱(han)时的脆弱性极强(qiang)。
一旦粮(liang)食产(chan)量不能保障，饥荒的到来(lai)就会酿成严重的人口(kou)损失，在传统时代最极端的表(biao)现就是“人相食”的发生。
因此，在传统时代中国形成了一套(tao)相对系统与完整(zheng)的应对与救济体系。它(ta)可以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维度，其中又可分为应急性和机制性两种类型。官方应急性的救济是最常见的方式，也最为百姓所熟知。
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这类救济行为，比如说在《孟子·梁惠王(wang)上》中就有“河(he)内凶，则移(yi)其民于河(he)东，移(yi)其粟于河(he)内；河(he)东凶亦然”的表(biao)述。经典的豫剧剧目《陈州放粮(liang)》也是这类官方救济的直接表(biao)达。
豫剧剧目《陈州放粮(liang)》也是传统中国官方救济的直接表(biao)达
北宋庆历年间，陈州一带（今河(he)南周口(kou)）接连遭(zao)受三年大灾，庄稼颗粒无收(shou)。百姓因此饿殍遍(bian)野(ye)，死走逃(tao)亡。而奉旨赈灾的钦差四国舅等(deng)趁机搜刮民财，鱼肉乡里，恶意提高折粮(liang)收(shou)购(gou)价格(ge)，增加百姓负(fu)担。包拯得知此事后，先严惩贪官，后按价放粮(liang)，救济灾民，大快人心。这类民间故事反映的就是官方应急性救济的行为。
到了清朝，官方应急性救济行为有了更加系统的安排。一次赈济可以分为查赈、勘灾、开赈等(deng)多(duo)个环节，赈济的种类也越(yue)分越(yue)细。
相对于应急性救济，机制性应对关注度历来(lai)不高。比较典型的案例(li)是明朝宣(xuan)德(de)年间周忱(chen)和况钟在江南的改革。宣(xuan)德(de)年间江南接连遭(zao)遇水旱(han)灾害，周忱(chen)以巡抚江南诸府，总(zong)督税粮(liang)为名与苏州知府况钟一道改革税粮(liang)制度，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社(she)会经济环境。为了减轻贫困百姓在受灾期间的赋税压力，周忱(chen)提出折银纳粮(liang)的主张，以相对低的价格(ge)来(lai)折算要缴纳的实(shi)物粮(liang)食，这样贫苦(ku)百姓可以通过纳银来(lai)相对轻松的完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沉(chen)重徭役之(zhi)苦(ku)。
另外(wai)，周忱(chen)等(deng)人在苏州、松江、常州等(deng)地设(she)立(li)储存粮(liang)食的济农仓，以解百姓倒悬(xuan)之(zhi)危(wei)。这些从制度上进行的调整(zheng)也是解决百姓受灾困苦(ku)的方式，得到了百姓的肯定与赞扬。至今戏剧作品《十五贯(guan)》中还在歌颂(song)况钟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的事迹。
民间的应急性救助在地方士(shi)绅和商人群体形成后体现的更加明显。地方士(shi)绅作为传统时代在地方上有一定社(she)会名望与经济地位的精英(ying)群体，在灾害发生之(zhi)后，有一部分人会主动慷慨解囊，煮粥供米，在救灾活动中起带头和引导的作用(yong)，或者于当地兴修水利、改善交通以达到救济目的。此外(wai)，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贩运粮(liang)食和物资到受灾地区，以调节粮(liang)食有无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济饥民的效(xiao)果。
民间的机制性救助包括建立(li)长期使用(yong)的社(she)仓和义庄。社(she)仓指的是通过民间的力量在乡村设(she)立(li)仓储，用(yong)于备(bei)荒救灾、扶贫济困等(deng)社(she)会救助活动。古代饥荒往往发生在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刻，社(she)仓的存在可以为这些困难百姓提供临时的救济性借(jie)贷，帮助其渡过危(wei)机，维持(chi)生存和再生产(chan)。
义庄则是一种宗族慈(ci)善组织，它(ta)以固定的田产(chan)作为永久的经济来(lai)源，通过田产(chan)和产(chan)出来(lai)赈济贫困和遭(zao)遇灾荒的同族人，有时候也会对同乡予以救济。
历史上最有名的义庄当属苏州的范氏义庄。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晚年时，与其兄商议，出资购(gou)买(mai)良田千(qian)亩，并找贤人经营，成立(li)范氏义庄。此义庄章程明确，用(yong)于赡养同族贫瘠困难之(zhi)人和灾荒救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非宗教性质慈(ci)善组织，上百年来(lai)在救灾饥民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yong)。
资源分配不均 佃农是极端灾害中最脆弱群体
尽管传统时代的赈济方式已经非常成熟且系统，但不能忽(hu)略的是中国古代制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落后性所带来(lai)的弊端与问题。灾害，尤其是极端灾害的爆发，本质上是通过外(wai)在自然的力量拉(la)大社(she)会财富差距(ju)的事件，这就需要国家和社(she)会通过自己的制度安排和灵活应对来(lai)去弥合这种差距(ju)，从而降低社(she)会的风(feng)险，达到有效(xiao)社(she)会治(zhi)理(li)的目的。
在这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而所谓的资源既有自然资源又有物质资源。先说物质资源。据学者卜风(feng)贤的研究，中国古代年人均粮(liang)食占有量达到700斤的时候百姓才(cai)能够维持(chi)基本的生活状况。而通过统计(ji)中国从秦汉以来(lai)历代人口(kou)和耕地面积(ji)及亩产(chan)水平，得出的理(li)想状态下的人均粮(liang)食占有量，虽历代所有不同，但均超过了700斤的水平。哪怕(pa)在人口(kou)爆炸式增长的清代，人均占有粮(liang)食的数量也有700余斤。
但这毕竟是物质资源绝对平均分配状态下的情形，实(shi)际上在中国古代社(she)会财富的分配差距(ju)极大，这就造成了灾害来(lai)临时易出现饥荒的现实(shi)结果。
因为处于社(she)会上层的皇帝、贵族、官僚集团从不会缺少粮(liang)食供应，甚至存在严重浪费的现象；处于社(she)会中层的地主、士(shi)绅、商人往往占有足够的土地和粮(liang)食，能够应对极端灾害所带来(lai)的减产(chan)与绝收(shou)，保持(chi)生存无忧；而处于社(she)会下层的拥(yong)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亦或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往往受到严重的剥削，人均粮(liang)食占有量不足，从而成为极端灾害发生时最脆弱的群体。
电影(ying)《一九四二》展现当年河(he)南旱(han)灾期间逃(tao)难的饥民
随着极端旱(han)涝灾害的屡次发生，如果救济不当或没有进行制度性的改变，久而久之(zhi)，社(she)会资源的分配势必(bi)严重失衡(heng)，从来(lai)增加社(she)会风(feng)险。
再看自然资源。传统时代水利工程的兴修可以使自然资源的分配趋向(xiang)合理(li)。但在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易为之(zhi)。
以北宋能臣王(wang)安石为例(li)。在他为官早期出任常州知州时，力主开通一条运河(he)以兴当地农业水利事业。但上级不肯大力支持(chi)，只允许王(wang)安石调动常州以内的民众施工。这极大延缓了工程的进程，加之(zhi)遭(zao)逢淫雨(yu)，民夫(fu)生病疲敝，最终(zhong)运河(he)工程搁浅，想法没能实(shi)现。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传统时代哪怕(pa)是像王(wang)安石这样的能人也很难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完成局地的水利修筑，更遑论全流域的水利工程。而且，古代水利工程囿于技术的落后，往往会出现年久失修无法利用(yong)的问题。这些均增加了传统时代应对极端灾害的成本与难度。
因此，想要实(shi)现科学合理(li)有效(xiao)的降低极端气候事件带给的农业生产(chan)的负(fu)面影(ying)响，需要提前(qian)预(yu)防、精准施治(zhi)与进行全国性的合理(li)统筹调配。
大修水利，摆脱一百年前(qian)的“饥荒中国”。
新中国成立(li)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水利设(she)施的修筑与水利工程的建设(she)。历史上易涝易决易旱(han)的淮河(he)与海(hai)河(he)就是治(zhi)理(li)的重点。
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zhi)海(hai)河(he)
1950年淮河(he)暴发流域性水灾，损失异常严重。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便做(zuo)出了《关于治(zhi)理(li)淮河(he)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也于1951年为治(zhi)淮题字“一定要把淮河(he)修好”。 1954年在淮河(he)流域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首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并成功完成了当年拦蓄洪水的任务，保一方安澜。
1963年8月(yue)，海(hai)河(he)流域又发生特(te)大洪水，暴雨(yu)中心七天降雨(yu)量竟多(duo)达2050毫米，创下历史记录。冀(ji)中、冀(ji)南和天津广大地区一片汪洋，造成了粮(liang)食大范围减产(chan)，工业企(qi)业停产(chan)。
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定要根治(zhi)海(hai)河(he)”的题词。从1965年开始，利用(yong)冬天和初春的农闲时节，数十万民众投身到治(zhi)理(li)海(hai)河(he)流域各河(he)流的事业之(zhi)中，疏浚河(he)道，修筑水库，建设(she)桥(qiao)梁，这使海(hai)河(he)流域防洪抗旱(han)能力得到历史性的提升。
几十年如一日(ri)坚持(chi)水利工程的建设(she)和治(zhi)水设(she)施的修筑，才(cai)有了今天能够迅(xun)速做(zuo)到科学调度水工程的成绩。这些工程的实(shi)施和运转(zhuan)极大增强(qiang)了当今防洪抗旱(han)和保障夏播用(yong)水的能力，也让我们(men)摆脱了上千(qian)年来(lai)无法有效(xiao)应对极端干旱(han)的历史，使中国不再是一百年前(qian)的“饥荒中国”。
不过，随着当前(qian)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kou)密度的提升，城市地铁、高架桥(qiao)洞、排水设(she)施、通讯(xun)设(she)备(bei)等(deng)一系列便民的市政工程均需面临极端气候的考验。
一旦这些设(she)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失灵、失效(xiao)，将(jiang)会给依赖于此的城市居民带来(lai)极大不便甚至生命威胁。所以，未来(lai)科技化、数字化的城市如何(he)成功抵御(yu)极端气候事件带来(lai)的不利影(ying)响，值得我们(men)做(zuo)进一步的思考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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