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de)一大(da)议题，其必要性不言而喻(yu)，关键在于如何构建。现有的(de)构建工作主要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he)马克(ke)思(si)主义(yi)经济学入手(shou)，在取得(de)成绩的(de)同时却也相对忽(hu)视了(le)非主流经济学。其中，重商(shang)主义(yi)和(he)李斯(si)特(te)学说作为指导落后国家实现赶(gan)超的(de)经济体系，待完成历史使(shi)命后已被发达国家有意淡忘而成为非主流。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赶(gan)超的(de)关键阶段，挖掘(jue)重商(shang)主义(yi)和(he)李斯(si)特(te)学说这些非主流思(si)想资(zi)源，可为我国的(de)自主经济学建设(she)及经济发展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de)支持(chi)。
安徽大(da)学党委(wei)书记蔡敬民在本次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一、重商(shang)主义(yi)曾经是经济学的(de)一个范式
借用科学哲学的(de)概念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如今(jin)构成了(le)经济学的(de)“范式”，“自由（主义(yi)）经济学”一名正好概括了(le)其范式特(te)征。然而，无论这一范式如何具有统领性，历史地看，自由经济学体系决(jue)非经济学的(de)唯一范式，更非从零起步的(de)架空存在。在它之前另有一个也具有明确范式的(de)经济学体系，那就是重商(shang)主义(yi)。而且，重商(shang)主义(yi)的(de)范式统领时间更久，还哺育过自由经济学的(de)成长。
重商(shang)主义(yi)源远流长，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de)经济体系，其运用高峰(feng)是在16—18世纪(ji)。这个时代的(de)最(zui)大(da)特(te)点，用熊彼特(te)的(de)话说，就是“海盗帝国主义(yi)”，那是民族国家兴起、国际冲(chong)突激烈的(de)时期。重商(shang)主义(yi)就对应这一时期，偏重于贸易(yi)顺差、金银积累、国家干预、扶持(chi)工业、促进就业、打造强权、海外殖(zhi)民等政策。其目标是要在无政府主义(yi)世界中，动用民族主义(yi)手(shou)段，努(nu)力追求本国的(de)富强，全(quan)力赶(gan)上更强大(da)的(de)国家。因此，重商(shang)主义(yi)实乃一套早期的(de)国家赶(gan)超战略。
梅俊(jun)杰著《重商(shang)主义(yi)与赶(gan)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重商(shang)主义(yi)在当年普遍流行，从意大(da)利、西班牙(ya)、葡萄牙(ya)、荷(he)兰，到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各国，还有美国等，大(da)家信奉这一学说和(he)体制，其时的(de)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de)最(zui)大(da)派别(bie)便属于重商(shang)主义(yi)。特(te)应指出，连通常被视为自由贸易(yi)、放(fang)任自流开路(lu)者的(de)荷(he)兰、英国亦不例外。在古典自由经济学之前，重商(shang)主义(yi)确实是那个时代经济学最(zui)具普遍性的(de)流派。其他流派如重农学派不论在流行的(de)时间还是范围上都要小(xiao)得(de)多，尚构不成一个范式。
重商(shang)主义(yi)后在19世纪(ji)早期被古典自由经济学说所取代，之所以发生(sheng)这个“范式转换(huan)”，原因是英国此时已确立了(le)显赫的(de)工业优势。对领先者而言，抛(pao)弃重商(shang)主义(yi)，改用自由贸易(yi)，才更符合(he)自身需(xu)要并能赢得(de)最(zui)大(da)利益。不管是比较优势理论的(de)提出、曼彻斯(si)特(te)学派的(de)形成，还是着手(shou)对斯(si)密追捧和(he)膜拜、让自由经济学走上前台(tai)，统统发生(sheng)在这个背景下。可见，本质(zhi)上由于工业革命强化了(le)英国的(de)经济技术实力和(he)国际竞争地位，才跟着出现经济学主流体系的(de)兴替。此前百(bai)年，早有人提出过完备(bei)的(de)自由贸易(yi)等学说却屡遭冷(leng)遇，也可从反面予以佐证(zheng)。
梅俊(jun)杰著《自由贸易(yi)的(de)神话》，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回顾这段历史可知，目前的(de)自由经济学其实是重商(shang)主义(yi)被替代之后的(de)产物。如果说重商(shang)主义(yi)着眼于国际竞争中落后国的(de)赶(gan)超发展，则自由经济学偏向于维护领先者的(de)优势。自由经济学知识体系在诞生(sheng)之初(chu)即蕴含了(le)领先者的(de)利益追求，自然为领先者所倡(chang)导并且首先为领先者服(fu)务。如果这一经济学体系不能完全(quan)贴合(he)落后国的(de)需(xu)要，那也不足为奇。
梅俊(jun)杰在本次会议上发言
二、李斯(si)特(te)构建了(le)落后国的(de)政治经济学
对于英国在19世纪(ji)早期大(da)力倡(chang)导自由经济学背后的(de)复杂原因，人们容易(yi)缺乏(fa)鉴别(bie)力。大(da)家总以为那场范式转换(huan)源于单纯的(de)知识体系的(de)内在进步，似乎(hu)无关主导国利益和(he)立场的(de)转变。当然，少数先知先觉者对此还是有所认识的(de)，主要在爱尔(er)兰、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与英国交往密切，充分了(le)解英国的(de)动机，自身工业发展又落后于英国，甚至(zhi)深(shen)受英国政策之苦。于是，那里出现了(le)挑(tiao)战自由经济学的(de)马修(xiu)·凯里、亚历山大(da)·汉密尔(er)顿、弗里德里希·李斯(si)特(te)、让-安托万·沙普塔尔(er)等人，李斯(si)特(te)是其中的(de)突出代表。
梅俊(jun)杰著《李斯(si)特(te)与赶(gan)超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从构建我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de)角度(du)看，李斯(si)特(te)的(de)学说至(zhi)今(jin)仍有参考价值。这里不谈其生(sheng)产力论、关税保护论、政府干预论等耳熟能详的(de)论点，主要从方法论角度(du)概述(shu)一下李斯(si)特(te)学说对中国自主经济学建设(she)的(de)可用之处：
——李斯(si)特(te)认定，以斯(si)密为首的(de)自由经济学派缺乏(fa)普适性，并不符合(he)落后国图(tu)存自强的(de)赶(gan)超发展需(xu)要。领先者地位决(jue)定了(le)领先者要倡(chang)导世界主义(yi)的(de)一体化发展模式，而落后国显然应当立足于民族主义(yi)的(de)保护性赶(gan)超模式。这种以落后国为本位的(de)清醒意识蕴含了(le)对不平等交换(huan)和(he)边(bian)缘(yuan)化依附的(de)警惕，以及对自主发展和(he)赶(gan)超先进的(de)追求及相应政策工具的(de)设(she)计，至(zhi)今(jin)也未完全(quan)过时。
——李斯(si)特(te)强调，经济学原理和(he)结论都有其特(te)定的(de)时空适用性，理当对应具体的(de)发展阶段，不能简单套用。各国尤其是有条件实现自主发展的(de)大(da)国，要有适合(he)本国国情(qing)和(he)发展阶段的(de)经济学。同样，在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后，也需(xu)要调整原有政策，比如从自我保护为主的(de)政策调整到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de)政策。总之，原理未必是普世的(de)，结论总是有条件的(de)，政策都是时空相对的(de)。
——李斯(si)特(te)针对比较狭隘(ai)的(de)经济主义(yi)思(si)维，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以宽阔的(de)视野用多元因素来(lai)解码经济发展，特(te)别(bie)是要重视非经济因素的(de)作用。他实际上构建了(le)一个包(bao)含16个因素的(de)国家赶(gan)超发展支撑体系，涉及地理环境、政治保障、社会条件、物质(zhi)资(zi)本、精神要素五大(da)方面。李斯(si)特(te)在其中强调了(le)国家“有形之手(shou)”的(de)作用，尽管他始终提醒要谨防国家越俎代庖、过犹(you)不及。
——为挑(tiao)战流行理论并支撑本人论点，李斯(si)特(te)诉(su)诸实证(zheng)经验。一是现实经验，他亲身考察过当时处于工业化前沿的(de)所有主要国家；二是历史经验，他特(te)别(bie)强调要以史为据(ju)、以史为证(zheng)、以史为鉴，乃至(zhi)开辟了(le)影响深(shen)远的(de)经济学历史学派。重视经验意味着，在经济学讨论中，不是一味抽象推(tui)演、徒托空言，而是注重具体归纳、实证(zheng)检验，这有助于纠正目前的(de)方法论偏颇。
——李斯(si)特(te)善于调和(he)左右(you)两翼，其学说既有民族主义(yi)的(de)一面，也有世界主义(yi)的(de)另一面，也即，既认为在国家赶(gan)超“赶(gan)”的(de)阶段应当采(cai)用民族主义(yi)的(de)政策，又相信在“超”的(de)阶段必须改用自由主义(yi)的(de)政策。为此，他既强调保护幼稚产业，又倡(chang)导放(fang)手(shou)国内竞争；既强调政府适度(du)干预，又倡(chang)导焕发企业精神；既重视交通等物质(zhi)条件，又崇尚诸多非物质(zhi)因素，等等。这种务实调和(he)、弹性包(bao)容的(de)方法于今(jin)仍可借鉴。
三、加强中国经济学自主性的(de)若干建议
受重商(shang)主义(yi)和(he)李斯(si)特(te)学说的(de)启发，针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de)需(xu)要，特(te)此提出以下五条具体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客(ke)观(guan)还原重商(shang)主义(yi)的(de)真相，增加对重商(shang)主义(yi)理论与实践的(de)如实介绍，因为这是一个后来(lai)被自由经济学扭曲、抹黑了(le)的(de)学说，但又确是当今(jin)发达国家都曾大(da)力借重并卓有成效的(de)一个体系。重商(shang)主义(yi)当然有其与当今(jin)进步的(de)国际秩序不相匹配(pei)的(de)方面，然而，对于其内在的(de)合(he)理性以及历史上的(de)实际作为，还是应予客(ke)观(guan)承认。所以，有必要对重商(shang)主义(yi)进行必要的(de)拨乱反正，在我们的(de)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充分补上这一板块。
第二，加强对李斯(si)特(te)学说及其他所谓“替代性经济学说”的(de)研究、翻(fan)译和(he)介绍。除李斯(si)特(te)学说外，还应更多地介绍在发达国家赶(gan)超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de)其他同道学说，例如，由汉密尔(er)顿开辟的(de)“美国学派”，包(bao)括立国之初(chu)汉密尔(er)顿与杰斐逊有关美国发展道路(lu)的(de)争论；德国的(de)经济学，包(bao)括德国官房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这一传统；还有一度(du)兴盛的(de)英国历史学派，这是1880年代英国面对美、德赶(gan)超态势而力图(tu)复兴的(de)一种新重商(shang)主义(yi)。
第三，加大(da)经济史特(te)别(bie)是外国经济史的(de)分量。我们平常说，看人要听其言观(guan)其行，言下之意行重于言。不妨把经济学理论看作经济学之“言”，同时必须观(guan)照经济学的(de)实践这个“行”，主要指经济政策的(de)制定、推(tui)行、效果、影响等实践性内容。国内近(jin)年新建不少经济史学系，这是可喜现象，但确有经济史学系虽设(she)有中国经济思(si)想史、中国经济史，也设(she)有外国经济思(si)想史，却独(du)缺外国经济史，可谓因小(xiao)失(shi)大(da)。因此，在新的(de)经济学体系包(bao)括基本教材中，应当凸显经济史特(te)别(bie)是外国经济史这一板块。
第四，与此相关，尤其要加强对后发国家赶(gan)超历程的(de)研究与介绍，这些历史性内容在发展经济学当中也未得(de)到应有重视。严格说来(lai)，英国都曾经从落后中发展起来(lai)，以后的(de)德国、美国、北欧、日本等均(jun)属后来(lai)居上的(de)案例，我们必须深(shen)入研究其赶(gan)超成功之道。同样，也需(xu)要研究和(he)介绍一批发展出现停滞甚至(zhi)倒退的(de)国家案例，从拉美到非洲(zhou)再到欧亚大(da)陆，此类案例俯(fu)拾即是，理应深(shen)入剖析。在目前的(de)工商(shang)管理课程中倒常有案例教学，显然宜系统扩展案例方法，以便直观(guan)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启示当今(jin)中国发展。
第五，应当注重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de)研究与介绍。虽然经济研究存在越来(lai)越纯粹化甚至(zhi)数理化的(de)倾向，但实际的(de)经济发展还是需(xu)要汇聚诸多经济以外、不可简单量化的(de)因素。从政治保障、决(jue)策机制、政府干预、法律制度(du)、国际关系，到社会秩序、文化教育、人力资(zi)本、企业精神等，这些非经济因素不仅对经济起飞、持(chi)续发展，而且对成功赶(gan)超、良治久安皆具有巨(ju)大(da)影响力。经济发展史上常可见繁荣昙花一现、成果得(de)而复失(shi)的(de)例证(zheng)，倒转的(de)原因往往更在于非经济因素而非单纯的(de)经济因素。因此，在我们的(de)自主经济学构建中，确有必要把主流经济学缩小(xiao)了(le)的(de)视域重新扩大(da)。
总之，为了(le)构建中国经济学的(de)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在立足本位、面向现实的(de)基础上，也需(xu)要放(fang)眼世界、回溯历史，从而在更加宽阔、更加纵(zong)深(shen)的(de)视野下发现并吸纳更多的(de)思(si)想资(zi)源，特(te)别(bie)是那些被主流经济学长期遮蔽的(de)有益内容。一个开放(fang)而全(quan)面的(de)经济学知识体系应当有助于我们解决(jue)好当下发展中的(de)问(wen)题，从而实现更高的(de)经济和(he)社会效益。
【本文原题为梅俊(jun)杰谈重商(shang)主义(yi)、李斯(si)特(te)学说及其对中国经济学的(de)启示——在“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合(he)肥，2024.6.22）上的(de)演讲，澎湃(pai)新闻经授权刊发】
（梅俊(jun)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bo)士(shi)生(sheng)导师，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重商(shang)主义(yi)与国家赶(gan)超》《李斯(si)特(te)与赶(gan)超发展》《自由贸易(yi)的(de)神话》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