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ju)报道，日本2023年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实际金(jin)额已(yi)经达到196亿美(mei)元(yuan)，刷新历史纪录。而且(qie)，它在有意加大对“印太地区”国家的援助力度。长期以来，日本的对外援助都以ODA的形式呈(cheng)现，它提供(gong)日元(yuan)贷款和赠款，支持受援国的经济基(ji)础设施(shi)和工(gong)业部门，进(jin)而带动日本商品(pin)和资本的流入，达到援助促进(jin)经贸关系的目的。因此，日本的对外援助常(chang)被称为“经济开发型”援助。然(ran)而，近年来，日本的对外援助似乎(hu)有些(xie)变味。
从2003年开始，日本的ODA就开始更明确地服务(wu)于其“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目标(biao)。2015年，日本将(jiang)长期使用的援助指导(dao)文件《开发援助大纲(gang)》修(xiu)改为《开发合(he)作大纲(gang)》，开始强调私(si)营部门资金(jin)与援助资金(jin)的配合(he)使用。同(tong)时，该(gai)大纲(gang)明确指出，要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gong)“非军事目的”援助。日本开始积极利用ODA来促进(jin)受援国对自己经济上的依赖(lai)、政治上的支持和价值观上的认同(tong)，并更加重视对具有战(zhan)略意义地区的援助和对非传(chuan)统友好国家的援助。
2022年底(di)，日本再(zai)次修(xiu)改《国家安全保(bao)障战(zhan)略》，明确要对外提供(gong)安全援助。2023年4月，日本建立一个名(ming)为“政府安全保(bao)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新制度，为“志同(tong)道合(he)的国家”提供(gong)无偿安全援助。6月，日本出台新的《开发合(he)作大纲(gang)》，明确指出要服务(wu)于本国“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zhan)略”。10月，日本在OSA框架下向菲律宾(bin)军方提供(gong)了海岸(an)监视雷达。2024年4月，菲律宾(bin)海岸(an)警卫队又在ODA框架下从日本采购(gou)了5艘大型巡逻船。
OSA制度的设立，标(biao)志着日本对外军事援助的制度化。尽管(guan)日本使用了不那么敏感的“安全援助”的说法，但其本质就是军事援助，背离了其“专(zhuan)守防卫”的安全政策。而且(qie)，日本OSA的对象选(xuan)择(ze)高(gao)度定向化，集中在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yi)争端的菲律宾(bin)、马来西亚(ya)、越南等国，牵(qian)制中国的意味明显。尽管(guan)目前日本用于OSA的预算并不多，但这种制度的形成意味着其在“ 政治大国化”“ 军事大国化”的道路(lu)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仅是OSA，日本的ODA也开始高(gao)度意识形态化。2023版《开发合(he)作大纲(gang)》明确指出，日本将(jiang)努力维护(hu)和加强“以法治为基(ji)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zhi)序”。其所谓“基(ji)于法治的国际秩(zhi)序”与美(mei)国“基(ji)于规则的国际秩(zhi)序”如出一辙，所谓“法治”并非大多数(shu)国家公认的国际法，而是西方少数(shu)国家的“帮规”。ODA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工(gong)具”，已(yi)经成为配合(he)美(mei)国进(jin)行大国竞争的手段。
高(gao)度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就是日本积极参与排他性(xing)或者(zhe)说排华性(xing)的援助合(he)作、投资合(he)作。日本在“印太战(zhan)略”和《开发合(he)作大纲(gang)》中都倡议以ODA推动高(gao)质量的基(ji)础设施(shi)建设，积极推广自身(shen)的技术和标(biao)准，将(jiang)之作为“约束”中国海外基(ji)建的工(gong)具；同(tong)时积极参与俱乐部模(mo)式的多边机制，与美(mei)国、澳大利亚(ya)等合(he)作推动海外基(ji)建，试图遏制中国的海外基(ji)建合(he)作。
近日，日本的一个专(zhuan)家会议向外务(wu)省建议ODA从基(ji)建转向科技，以人工(gong)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帮助后发国家应对社会问题，并突出与中国的差异。令人疑惑的是，日本不仅在基(ji)础设施(shi)建设方面没有竞争优势，在人工(gong)智能等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上也不具备领先地位。且(qie)不论(lun)外务(wu)省是否会采纳(na)相关建议，即便采纳(na)也不意味着日本就此获得了新的竞争优势。而且(qie)，日本目前ODA的主要流向依然(ran)是经济基(ji)础设施(shi)和社会基(ji)础设施(shi)，两(liang)者(zhe)占比常(chang)年超过六成，这种结构在短(duan)期内(nei)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xing)不大。
日本的对外援助服务(wu)于其“大国化”的目标(biao)，但颇具讽刺的是，其原本经济大国的身(shen)份却在不断被削弱，日本是“次等强国”还(hai)是“中等强国”的讨(tao)论(lun)在其国内(nei)已(yi)经颇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对外援助试图服务(wu)于“大国化”的目标(biao)将(jiang)变得更加不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将(jiang)“开发援助”调整为“开发合(he)作”，试图在推动海外援助的同(tong)时，促进(jin)海外投资与贸易。
日本试图以援助为手段来遏制中国，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biao)。2024年，其《外交蓝皮书》重提中日“战(zhan)略互惠关系”，但继续鼓吹中国是日本以及国际社会“迄今最大的战(zhan)略挑战(zhan)”。这反映(ying)了日本在处(chu)理中日关系时的矛盾心态。事实上，中方对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he)作一直持开放态度，因此决定中日能否展开合(he)作的关键在于日本的战(zhan)略选(xuan)择(ze)。（作者(zhe)是吉林(lin)大学(xue)东北亚(ya)研究中心暨东北亚(ya)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