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我们的苦难与光荣，在(zai)台湾(wan)、历史、领土、军备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不轨图谋(mou)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某些日本企业和个人的某些不诚信(xin)行为(wei)我们必须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置，对给侵华日军粉(fen)饰洗地(di)、顶礼(li)膜拜等“精日”行为(wei)应该严肃处罚；我们同样必须明确：我们要(yao)应对的不是历史上的敌人，而是现实和潜在(zai)的对手。无论(lun)历史回忆如何令我们痛苦，我们也必须牢(lao)记，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来看，从二战结束至今，日本本质上是美(mei)国军事占领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有能力令我国蒙受毁灭性打(da)击(ji)的不是日本，而是另有他国；而一个国家需要(yao)防备的不是历史上侵犯过自己的国家，而是现实有能力也有动机侵害自己的国家。

1945年日本投降（油画）

我们牢(lao)记历史并不是为(wei)了沉浸在(zai)历史之中无法自拔，而是为(wei)了开辟未来；我们牢(lao)记历史不是为(wei)了排斥与日本相关的一切，而是要(yao)激励自己奋(fen)发(fa)图强；先烈们牺牲、奉献、担当，是为(wei)了开创一个繁荣昌盛自由的祖国，而不是为(wei)了剥夺我们本国人民本该享有的自由；纪念抗战，最(zui)好(hao)的方式莫过于不断(duan)增强本国综合国力，提升本国国力相对于历史、现实和潜在(zai)对手的优(you)势。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反日思(si)潮与行动已经深(shen)陷非理性泥潭，尽管许多人确实满怀(huai)朴素的民族感(gan)情，但这些思(si)潮与行动折射出来的并不是对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日国力对比、国际环境等等的了解与冷静(jing)理智判断(duan)，不是作为(wei)综合国力已经大幅超越日本的战胜国国民的自信(xin)，而是非理性的愤怒、冲动，是对日本一些实力的盲目高估，甚至是面对日本的缺乏自信(xin)。从早些年间出现的打(da)砸日本品牌商品事件，到一些正常的中日经贸合作项目遭(zao)到狂(kuang)风骤雨般(ban)舆论(lun)暴力围攻(gong)，到数年来一些地(di)方发(fa)生(sheng)的围攻(gong)和禁(jin)止和服、甚至围攻(gong)到了汉(han)服头(tou)上，仅仅因(yin)为(wei)一个普(pu)通人穿件和服就发(fa)动网暴人身威胁，莫不如此。

所有这些非理性思(si)潮与行动，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生(sheng)死存(cun)亡关头(tou)至关重要(yao)的动员(yuan)组织能力，也不是增进我们的利益与实力、改(gai)善我们所处的环境，更不是增添我们的光荣，而是从根基上损害我们社会的凝聚力，是对我们利益的损害，甚至是对先辈抗战胜利的玷污。

打(da)砸日本品牌商品的荒谬，已经被社会所公认，在(zai)此毋庸(yong)赘言；把原本正常的中日经贸合作项目、乃至国内商贸项目人为(wei)政治化上纲(gang)上线，这样做除了给中国营商环境增添不确定(ding)政治性风险(xian)、抬高成本、进而增强经济资源弃中国而去的动机之外，对我们有什么好(hao)处？万商云集，方是大国兴旺气(qi)象，而不是相反。

即使在(zai)平常时期，正常的日本投资、对日贸易和其它形式的经贸合作，日本人才来华施展才干，这些都有利于为(wei)我们创造就业、增加(jia)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增强我们的国力；在(zai)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千方百计企图推(tui)动外部(bu)市场与中国“脱钩”之时，我们强调(diao)稳(wen)定(ding)外贸外资基本盘，强调(diao)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尤其应该加(jia)大力度保持、发(fa)展与包括日本在(zai)内的一切外国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而不是在(zai)盲目冲动之下，助力国际反华势力的“脱钩”图谋(mou)，亲(qin)手做成他们想做而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须知，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qian)宣布(bu)取(qu)消对华全面贸易禁(jin)运之后，日本就迅速跃居我国最(zui)大贸易伙伴，并长期保持这一地(di)位(wei)，现在(zai)仍然是我们名列前(qian)茅的贸易伙伴：

2020年中国对日货物贸易21956亿元(yuan)；2021年日本是我国第四(si)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东盟(meng)、欧盟(meng)、美(mei)国，对日贸易额24020亿元(yuan)，同比增长9.4%；2022年对日贸易23831亿元(yuan)，同比微降0.7%，但对日本出口增长7.7%；2023年对日贸易22385亿元(yuan)。不包括银行、证(zheng)券、保险(xian)等金(jin)融业领域，2019、2020年日本对华直接(jie)投资分别为(wei)37.2093亿美(mei)元(yuan)、33.7448亿美(mei)元(yuan)，是我们第五大外商直接(jie)投资来源地(di)，仅次于香港特(te)区、新加(jia)坡、韩国、英属维尔京群(qun)岛。同时，中日经贸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正因(yin)为(wei)如此，除了面向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的扩大市场准入、推(tui)行外资国民待遇(yu)原则之外，我们还在(zai)努力推(tui)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ding)谈判，并申请(qing)加(jia)入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kua)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ing)》（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缩写为(wei)“CPTPP”）。在(zai)中国的“同心圆”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中日韩自贸区与中国-东盟(meng)自贸区一样是处于最(zui)内层的紧密层，客观经济规律决定(ding)了这对中日韩三国都是最(zui)优(you)选择。如果一边对我国申请(qing)加(jia)入CPTPP大加(jia)称赞，称之为(wei)“走美(mei)国的路，让美(mei)国无路可走”，一边对与日本沾边的经贸合作极度敏感(gan)一触即跳，这是否自相矛(mao)盾而令企图将中国“脱钩”的反华势力窃喜呢(ne)？

图自：商务部(bu)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bao)告》

对和服过度敏感(gan)更是没有必要(yao)，反对和服的逻辑同样可以套用到西式服装(zhuang)上。那不是法西斯军服，也不是代表(biao)宗(zong)教皈依与政治认同的极端宗(zong)教服饰，而是源出汉(han)服的日本民族服饰，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影(ying)响(xiang)力的活生(sheng)生(sheng)的标志；和服在(zai)国际上的传播，都是在(zai)间接(jie)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ying)响(xiang)；和服国际传播的经验，也值得(de)汉(han)服开展国际传播时借鉴汲取(qu)。

“中国有礼(li)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mei)，谓之华”——汉(han)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zui)突出最(zui)可珍视的标志之一，对中国而言，在(zai)国际上传播这一文化符号的最(zui)好(hao)路子是中日韩协力传播同出一源的汉(han)服、和服、韩服，而不是相互争斗；中日韩网民围绕(rao)同出一源传统服饰文化的争斗，到头(tou)来有可能损伤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志汉(han)服，2022年爆发(fa)的迪奥公司（Dior）马面裙风波(bo)就向我们敲响(xiang)了警钟。非日本人对和服的喜爱欣赏，绝大多数都是因(yin)为(wei)审美(mei)而不是政治认同；一些中国女性喜欢(huan)和服，是因(yin)为(wei)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得(de)中日韩越国民拥有较多的审美(mei)共鸣。

“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万历帝寿辰庆典上越南使臣(chen)冯克宽答朝鲜使臣(chen)李睟光诗(shi)），让共同的文化渊源联结起中日朝韩越等东亚国家人民，而不是把它操作成我们彼此争斗的题材(cai)。

在(zai)今年5月27日举行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李强总理就深(shen)化中日韩合作提出五点建议，其中第四(si)点是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以举办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为(wei)契(qi)机，推(tui)动三国人民实现从“居相邻”到“心相通”；希望这一构想能够成为(wei)中日韩深(shen)化文化交流的实际进展。

在(zai)更高层次上，重建文化认同是推(tui)进重构东亚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一环。多年来，与东盟(meng)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中日韩三国的东北(bei)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明显落后；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yin)之外，还有一个重要(yao)的深(shen)层次原因(yin)是文化认同趋向淡漠。

自17世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中日朝文化认同就渐行渐远，日本乃至作为(wei)清朝属国的朝鲜李氏王朝自认为(wei)保留了更多的华夏衣冠礼(li)仪，因(yin)而对辫发(fa)胡服的中国人颇为(wei)轻蔑，明治维新之后对中国的蔑视不过是变本加(jia)厉而已；李氏朝鲜也在(zai)甲午战争后脱离(li)中国附(fu)庸(yong)地(di)位(wei)更改(gai)国号时，特(te)意选取(qu)了“去中国化”意味强烈的“大韩帝国”，还趁八国联军之乱、沙(sha)俄侵占东北(bei)全境之机出兵，一度侵占延边地(di)区。

时至今日，日本的文化和价(jia)值观念已经相当西化，某些强大势力宁可自居美(mei)国在(zai)东亚的代理人，也不愿推(tui)进对日本收益丰厚的对华合作，实不足为(wei)奇。因(yin)此，在(zai)长期内，要(yao)想有效地(di)推(tui)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并借此约束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危险(xian)，实现东亚长治久安，我们就需要(yao)在(zai)东亚重建文化认同。我们是全世界唯一阅(yue)尽五千年沧桑却历久弥新的文明古国，我们要(yao)看到百年恩怨(yuan)，更要(yao)看到千秋基业。

明治维新和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综合国力曾长期远超中国，直到1980年，中国GDP为(wei)3030亿美(mei)元(yuan)，日本GDP达11279亿美(mei)元(yuan)，几乎是中国的4倍。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到2023年，中日GDP对比格局已经是176620亿美(mei)元(yuan)对42129亿美(mei)元(yuan)，中国是日本的4倍有余。而且，日本2021年GDP仅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89%，与1994、1996年规模相当，2023年进一步萎缩到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76%。若论(lun)以购买力平价(jia)计算的实际GDP，中国早在(zai)2000年就已经超过日本，2023年是日本的5倍出头(tou)。（根据国际货币基金(jin)组织数据库(ku)数据整理计算。）

而且自1997—1998年东亚金(jin)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务上，中国政府决策行动表(biao)现得(de)敏锐果决、有远见、有勇气(qi)担当，日本决策层则已经丧失了吉田茂、田中角荣直至中曾根康弘等人的才智，从东亚金(jin)融危机期间中国拍板人民币不贬值对日元(yuan)随波(bo)逐(zhu)流贬值，到与东盟(meng)自由贸易协定(ding)谈判中国后发(fa)先至，莫不如此。

中国社会某些涉日事件之所以闹得(de)那么大，某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之所以在(zai)网络上被脑补演绎(yi)出日方惊天(tian)阴谋(mou)策划的大戏，恐怕是因(yin)为(wei)有太多人太不了解中日实力对比格局的演变，太不了解近30年中日在(zai)一系列重大决策上的高下之分，因(yin)而把日本人想象得(de)格外英明神武。自信(xin)点吧！

读史可以明智。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罗斯突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封锁；到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di)千方百计与白区、沦陷区、国统区开展贸易，吸引对方商人到根据地(di)做生(sheng)意、投资；再到新中国前(qian)期我们竭(jie)力从西方阵(zhen)营全面贸易禁(jin)运罗网之中打(da)开缺口；国际共运、中共党(dang)史、新中国国史中丰富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史实能够给我们深(shen)刻的启迪，而从英帝国到美(mei)利坚，在(zai)东亚操纵中日俄三国相斗、在(zai)东欧操纵俄乌决裂的“成功”谋(mou)略值得(de)我们警醒。

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li)，美(mei)国就开始限制对华贸易并策划进一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li)之后，美(mei)国组织了西方国家集体对华全面禁(jin)运；竭(jie)力推(tui)动日本经济与中国市场“脱钩”，便是其中的重要(yao)内容。1949年9月，即新中国建立(li)之前(qian)1个月，美(mei)国陆军部(bu)副部(bu)长沃里斯赴日考察，在(zai)与驻(zhu)日美(mei)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时，双方一致认为(wei)，应该限制中日贸易，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发(fa)展。回国后，沃里斯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美(mei)国亚洲安全保障援助基金(jin)，从日本订购物资，并开发(fa)东南亚，使之为(wei)日本工业提供(gong)资源（崔丕：《美(mei)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yuan)会、中国委员(yuan)会（1945—1994年）》，第213—214页，中华书局，2005年。），这些主张其后陆续成为(wei)美(mei)国国策。

出于自身利益，当时日本虽然加(jia)入了巴黎统筹委员(yuan)会（巴统）的“中国委员(yuan)会”，但与英国一起率先要(yao)求(qiu)放松对中国更加(jia)苛刻的“中国差别”，并较快利用巴统的“例(li)外程序”发(fa)展起了对华贸易，我们也充分利用、诱导了日本的上述动机与行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取(qu)消对华全面贸易禁(jin)运、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全面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后，日本又(you)在(zai)西方国家中最(zui)早大规模运用各种灵活的贸易融资工具打(da)开了中国市场，长期位(wei)居中国最(zui)大贸易伙伴，“日本制造”在(zai)中国市场赢得(de)了较高声誉。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yao)看到，在(zai)当前(qian)中、美(mei)、日、俄四(si)大国对峙(zhi)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外两方提供(gong)渔利的机会；即使对于上述4大国之外的其它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从19世纪以来，盎格鲁-萨克森人就非常擅长挑(tiao)动东亚各国互斗、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yin)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tian)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tian)优(you)势，前(qian)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yin)先天(tian)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yin)其先天(tian)优(you)势而无法挟持，因(yin)此扶植前(qian)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zui)为(wei)可取(qu)，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mei)利坚合众国的谋(mou)臣(chen)策士们的谋(mou)略所在(zai)，我们不能贸然跳进他们的圈套。

在(zai)头(tou)号超级大国美(mei)国已经明确将我们列为(wei)头(tou)号战略竞争对手之时，我们陷入同日本的全面敌对，客观效果只不过是帮助美(mei)国反华势力将日本牢(lao)牢(lao)绑死在(zai)反华战车上。即使是中韩之间围绕(rao)历史、文化遗(yi)产等问题的一系列争端，背(bei)后也未必没有第三方势力的策划。孙子云：上兵伐谋(mou)，与其在(zai)陷入别人设(she)计的泥淖之后苦苦挣扎(zha)摆脱，不如先行一步打(da)破潜在(zai)困局。

聂荣臻元(yuan)帅与救助的日本孤女合影(ying)

正因(yin)为(wei)如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si)年后于今年5月重启，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为(wei)今年中国外交的重要(yao)日程，三国领导人表(biao)达了中日韩合作再出发(fa)、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ding)谈判的意愿和决定(ding)。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不能忘记的，我的父母少年时都曾经历过从日军刺刀下逃生(sheng)的惊恐，由于日军限制、禁(jin)止对中国人销售食盐，我的奶奶不得(de)不在(zai)夜里冒着风浪之险(xian)乘小木船到江北(bei)偷偷捡菜叶(ye)子，给南岸的家里带回一点咸(xian)味；我曾在(zai)历史虚(xu)无主义肆虐之时挺身而出捍卫狼牙(ya)山五壮士荣誉，为(wei)此被诉上公堂，还有恐怖分子、体制内两面人之流借机闹事和暴力威胁……惟其如此，我们要(yao)保持清醒冷静(jing)，明瞭自己的长期、根本利益所在(zai)，不失尊严，理智行动。当年与侵华日军生(sheng)死决斗之时，聂荣臻元(yuan)帅及其部(bu)下背(bei)负深(shen)重家仇国恨，却能从战火中抢救日本小姑(gu)娘；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中国百姓收养了数以万计的日本孤儿(er)；……我们为(wei)先辈的高贵而自豪，我们更要(yao)继承弘扬他们的优(you)秀品质与远见卓(zhuo)识。

来源|底线思(si)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