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研究中国近代史(shi)的学者一(yi)直致力(li)于探讨中国与西方关系，但很(hen)少(shao)有人关注那些亲旅(lu)西方的晚清官员。本书填补了(le)这一(yi)空白。不过，这只是(shi)它贡献的一(yi)小部分，更重要的是(shi)，作者重新定位了(le)关于东西方相(xiang)互理(li)解(jie)和误解(jie)的讨论。仔细阅读这本精(jing)心翻译的著作，我们可以看(kan)到(dao)这种重新定位是(shi)多方面(mian)的。一(yi)方面(mian)，皇甫峥峥没有泛泛地描述那种单一(yi)的中西“冲(chong)击—回应(ying)”论，而是(shi)向我们展示了(le)晚清旅(lu)欧使者各不相(xiang)同(tong)的反应(ying)。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背景、才干和风格，从(cong)汉军八旗诗人斌椿，到(dao)满章京(jing)志刚，到(dao)饱读经书的郭嵩焘，再到(dao)薛福成——这位在想象(xiang)中建构中华(hua)帝(di)国的战略家。通过这些独特个体的不同(tong)反应(ying)，我们看(kan)到(dao)了(le)十九世纪后期新信息秩序的创建，外交官们通过即时的电报通信适应(ying)了(le)常驻公使馆的新现实——这及时提醒(xing)我们，技术如何推动了(le)我们相(xiang)互联系和想象(xiang)的方式。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近代史(shi)一(yi)直受到(dao)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的影(ying)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shi)是(shi)中西方“冲(chong)击—回应(ying)”的过程。这种“回应(ying)”一(yi)般被认为是(shi)一(yi)个启蒙运动的过程，即中国从(cong)十九世纪中期“筹办夷(yi)务”始(shi)，发展到(dao)新文(wen)化运动为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理(li)想所作的努力(li)。中国史(shi)学的叙事也同(tong)样以中国对于西方帝(di)国主义的回应(ying)为主：从(cong)乾隆的傲慢自信，到(dao)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dao)梁(liang)启超推动立宪以对抗列强侵略，最后是(shi)二十世纪利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抗西方的帝(di)国主义。尽管这两种叙述不同(tong)，但它们都聚焦(jiao)于同(tong)一(yi)类人，即任何研究中国近代史(shi)的学生都熟悉的个人：乾隆帝(di)、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梁(liang)启超、孙(sun)中山(shan)、胡适、陈独秀。虽然他们的叙事各不相(xiang)同(tong)，但角色阵容和中西二元对立的理(li)论均占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shi)，这两个历史(shi)窗口的关键枢纽是(shi)晚清一(yi)代的康有为和梁(liang)启超。
本书的一(yi)个主要贡献是(shi)它关注了(le)一(yi)组新的人物，以及对先于康、梁(liang)的前(qian)一(yi)代的关注。尽管康、梁(liang)一(yi)代关注的是(shi)中国与西方的竞争，但其方式则是(shi)通过日本了(le)解(jie)西方，并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le)日本人发明的新词汇来翻译西方概念：经济、政治、社会、革(ge)命。这些术语一(yi)直沿用至(zhi)今。但是(shi)本书中研究的晚清旅(lu)欧使者使用了(le)许(xu)多与康、梁(liang)全然不同(tong)的术语来描述他们所观察(cha)到(dao)的西方世界。这本书的优点之一(yi)是(shi)它仔细探究了(le)这些官员在遇到(dao)一(yi)个新的和不同(tong)的世界时发明的概念和词汇。当旗人斌椿陪同(tong)赫德(Robert Hart)探亲休假(jia)时，他作诗赋词以示中国文(wen)化的辉煌，同(tong)时又没有冒犯(fan)他的欧洲东道主。郭嵩焘对西方政治文(wen)化的赞扬在他回国后激怒(nu)了(le)国内的保守(shou)派(pai)，但同(tong)时激励了(le)后来一(yi)代的立宪改革(ge)者；皇甫峥峥令人信服地指出，关于郭嵩焘观点的争议(yi)往往忽略了(le)一(yi)个重要的事实，即他对西方的理(li)解(jie)是(shi)受到(dao)王夫之反对专制的启发，他对西方的理(li)解(jie)也是(shi)基于三代的“道”，只是(shi)这个“道”和三代之治有所同(tong)，有所不同(tong)。
在这本书中更重要的是(shi)描述了(le)曾纪泽和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事务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曾纪泽是(shi)曾国藩之子，曾国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反对派(pai)遣使节出洋，然而，他的儿子却(que)成为了(le)十九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yi)。曾纪泽1881年与俄罗斯帝(di)国谈判(pan)结束了(le)伊(yi)犁危机，其后担任驻法(fa)国和英国的公使。在担任这一(yi)职务时，他协助建立了(le)一(yi)套有效的外交惯例，并同(tong)时主持了(le)一(yi)种新的情报秩序，以系统性的记录保存(cun)、定期的电报通讯取代了(le)以前(qian)的特使的个人日记和叙述报告。最后，薛福成成为皇甫峥峥笔下的“洋务运动背后的文(wen)学天才”。最重要的是(shi)，他敦促中国利用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di)国，与西方竞争。
在以上和更多的方面(mian)，这本书代表(biao)了(le)新一(yi)代晚清学术的最杰出的方面(mian)。这项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文(wen)本是(shi)由钟叔河(he)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收集的，并发表(biao)在《走向世界》中的各种史(shi)料。皇甫峥峥从(cong)中国出版的日记起步，然后开始(shi)在中国和世界的相(xiang)关图书馆、档案(an)馆中寻找(zhao)更多的史(shi)料，包括电报、奏(zou)折和外交报告。这一(yi)努力(li)使她能够追溯书中所分析(xi)的新信息秩序的演(yan)变。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是(shi)对二十一(yi)世纪初中外学者就(jiu)中国历史(shi)和社会轮廓展开的积极(ji)而富(fu)有成效的对话的一(yi)种回应(ying)。特别令人欣(xin)慰的是(shi)，作者是(shi)一(yi)位在美国接受过学术训练的华(hua)人学者。她对中国语言和史(shi)料来源有着自信的熟悉，对中国历史(shi)的学术研究也具有不偏不倚(yi)的态度。本书的出版是(shi)学术交流的典(dian)范，我很(hen)荣幸为她的书作序。
周锡瑞
二〇二四年二月(yue)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