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时政评论员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个原则的正式提(ti)出(chu)，是在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dian)期间(jian)，至今已整整70周年。当时中国分(fen)别与两国发(fa)表联合声(sheng)明，一(yi)致同意，不仅以此为指导建立(li)和发(fa)展相互关系，并且共同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历(li)经新中国长达70年风风雨雨的外交实践，这五项原则不仅没(mei)有过时，而且历(li)久弥新，其意义不仅没(mei)有淡化，而且历(li)久弥深；其作用不仅没(mei)有削弱，而且历(li)久弥强。
这背后所(suo)包含的深层原因(yin)，值得探讨。
出(chu)台背景
回顾(gu)历(li)史，五项原则提(ti)出(chu)之初，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li)史时期紧密相关，形格势禁之下，带有一(yi)定的过渡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li)前后，随着人(ren)民(min)革命的节(jie)节(jie)胜利，新政权逐步形成了三大(da)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zao)”“打扫干净屋子再(zai)请客”“一(yi)边倒”。
“另起炉灶(zao)”指的是新中国不会承认和继承南京国民(min)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新的中外关系要在新的基础(chu)上经过谈判(pan)重新建立(li)。1949年9月中国人(ren)民(min)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凡与国民(min)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ren)民(min)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ren)民(min)共和国中央(yang)人(ren)民(min)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chu)上，与之谈判(pan)，建立(li)外交关系。”
1950年1月北京市军事(shi)管制委员会发(fa)布(bu)布(bu)告（左），收回美国、法国（右）、荷兰在北京兵(bing)营(ying)的地产，这是中国人(ren)民(min)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措(cuo)施之一(yi)
“打扫干净屋子再(zai)请客”，专指那些侵略过中国并在中国享有特权和影响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suo)说：“我(wo)们是愿意按(an)照平等原则同一(yi)切国家建立(li)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ren)民(min)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wo)们，只要一(yi)天(tian)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wo)们就一(yi)天(tian)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一(yi)边倒”，指的是中国加入以苏(su)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ying)。正如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ren)民(min)民(min)主专政》中所(suo)说：“我(wo)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su)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yi)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xiang)这一(yi)方面去找，而不能向(xiang)帝国主义战线一(yi)方面去找。”
三大(da)外交方针的提(ti)出(chu)，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过渡性，就是尽快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但即使如此，其中也(ye)贯穿了一(yi)个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即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之所(suo)以不可动摇，是因(yin)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民(min)主革命的宗旨(zhi)和目的。正如孙中山先生遗志中所(suo)表达的，“余致力国民(min)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zhi)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min)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wo)之民(min)族，共同奋斗。”而1949年成立(li)的新中国，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最终(zhong)完成的中国民(min)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必定要将这一(yi)原则贯彻到底。
自1840年鸦片(pian)战争以来，中国开始一(yi)步步失(shi)去国家应有的自由和平等，国家主权名(ming)存实亡，帝国主义列(lie)强对中国极尽欺压之能事(shi)。直到新中国成立(li)，所(suo)有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特权以及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才宣(xuan)告废除和肃(su)清。对平等原则的强调，就是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的最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新中国外交方针，无论提(ti)出(chu)几个原则，也(ye)无论何时提(ti)出(chu)，平等原则都必定贯穿其中，且不可动摇。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霸(ba)权主义国家，还在推行(xing)各种不同形式的霸(ba)权主义政策，作为坚决反对霸(ba)权主义且本国对外宣(xuan)告绝不称霸(ba)的中国，必定会将平等原则坚持到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五年之后的1954年首次(ci)提(ti)出(chu)，就是作为“另起炉灶(zao)”方针的第一(yi)个成体系的产物问世的，而贯穿五大(da)原则的内在一(yi)致性，正是这个包含了丰富历(li)史内涵的平等原则。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讲话
更(geng)深层的中国特色
霸(ba)权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不讲平等的，它们信奉的是国强必霸(ba)、弱肉(rou)强食(shi)、利益至上。而新中国提(ti)出(chu)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1954年中国与印度、与缅甸(dian)的联合声(sheng)明，又经过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在刚刚获得独立(li)的近30个亚非新兴民(min)族国家中赢得了广泛认同，无形中对霸(ba)权国家一(yi)直以来在国际关系上的单(dan)方面塑造和主导构成了挑战。
但是，这种挑战，并非是以其人(ren)之道还治其人(ren)之身那种针锋相对的挑战，更(geng)不是通过建立(li)新的霸(ba)权与老的霸(ba)权进行(xing)争霸(ba)的那种挑战，而是通过彻底否定霸(ba)权主义的合理性，着眼(yan)于国际社会长久和平、共同发(fa)展的宏大(da)目标而推出(chu)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
回顾(gu)地看(kan)，这个自殖(zhi)民(min)主义时代以来破天(tian)荒的大(da)事(shi)件，也(ye)只能由中国这样一(yi)个国家提(ti)出(chu)，这五项原则的可信性、可行(xing)性、可持续性，也(ye)必定要由中国做背书。
首先，中国是帝国主义时代野蛮的丛林规则的受害者，本国获得独立(li)和解放之后，天(tian)然地与大(da)多数有过共同历(li)史遭遇的国家站在一(yi)起，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准则的根本性变革。
再(zai)者，中国是个大(da)国，尽管在提(ti)出(chu)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时，新中国尚未完全走出(chu)积贫积弱的国势，也(ye)尚未恢复(fu)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但这并不妨碍(ai)新中国以世界大(da)国的身份参与战后时代国际秩序的重塑。
最后，也(ye)是最重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充分(fen)体现(xian)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思(si)想观念，如天(tian)下一(yi)家、推己及人(ren)、仁者爱人(ren)等，而不是与之相反的唯(wei)我(wo)独尊、你(ni)死我(wo)活、赢者通吃。
中国希望外国尊重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suo)以提(ti)出(chu)的原则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单(dan)方面要求的尊重；中国不希望外国对本国进行(xing)侵犯和干涉内政，所(suo)以提(ti)出(chu)的原则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希望外国与本国建立(li)平等的关系，共同维(wei)护和平，所(suo)以提(ti)出(chu)的原则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也(ye)就是说，每一(yi)项都不是只从本国利益考虑，而是同时考虑对方的利益乃(nai)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带有非常(chang)鲜(xian)明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不可能提(ti)出(chu)类似的原则，因(yin)为它们根本就没(mei)有与其他国家讲平等、讲和平的真诚(cheng)意愿；而其他大(da)多数国家即使有同样的意愿，却也(ye)缺(que)乏和中国类似的这种基于“天(tian)下观”的思(si)想文化传统。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dian)时同缅甸(dian)总理吴努在一(yi)起。
历(li)久弥新的根本原因(yin)
从那时起到今天(tian)已整整70年，世界形势经历(li)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但最重要的是，自二战结束至今将近80年时间(jian)，新的世界大(da)战并未爆发(fa)，这说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一(yi)直在发(fa)挥着稳(wen)定局势的作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zhang)》，联合国之宗旨(zhi)和原则为维(wei)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尊重人(ren)民(min)平等权利，尊重各国平等主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成国际合作等。而中国提(ti)出(chu)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之保持高度的一(yi)致性。这就意味着，接受并践行(xing)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遵循《联合国宪章(zhang)》宗旨(zhi)和原则是一(yi)致的，同时也(ye)是维(wei)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ye)是顺应二战后全球(qiu)和平与发(fa)展的时代潮流。
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正的价(jia)值，并非只在顺应潮流方面，更(geng)多地体现(xian)在引领走向(xiang)方面。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70年来的实践来看(kan)，世界各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看(kan)法、态度以及质疑(yi)和挑战，基本上都不认为它已过时和不够充分(fen)，而是认为它太超前和过于理想。
在政治方面，霸(ba)权国家始终(zhong)存在，出(chu)于其恃强凌弱的本性，频频干预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很多情况下还打着遵守联合国宪章(zhang)宗旨(zhi)和原则、维(wei)护世界和平的名(ming)义。世界对此无可奈何。
在经济方面，随着全球(qiu)一(yi)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因(yin)经济发(fa)展不平衡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也(ye)日益增多，平等互利原则也(ye)愈加难以贯彻。
另外，由于文化和价(jia)值观方面的巨大(da)差(cha)异，世界各国对于何为国际关系、何为国家利益，也(ye)有着十分(fen)不同的理解，导致对于诸如主权、内政、干涉、侵犯等最基本的概念也(ye)难以达成共识，争吵不断。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有问题。事(shi)实上，近十多年来中国又相继提(ti)出(chu)了新型大(da)国关系、共建“一(yi)带一(yi)路”、构建人(ren)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关于全球(qiu)事(shi)务的发(fa)展倡议、安全倡议和文明倡议等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chu)上又做了进一(yi)步的丰富和发(fa)展，继续对国际关系的走向(xiang)进行(xing)超前性引领。
关键是，正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yi)样，所(suo)有这些面向(xiang)全球(qiu)、面向(xiang)未来的倡议，也(ye)无不是中国“天(tian)下观”思(si)想文化传统的充分(fen)体现(xian)。由此可见，真正让中国这些当代外交思(si)想永(yong)不过时、历(li)久弥新的因(yin)素，不是别的，正是深厚的中华思(si)想文化传统。
早在2500年前，中国古贤管子就告诫过：“……以国为天(tian)下，天(tian)下不可为也(ye)。……以国为国，以天(tian)下为天(tian)下。”对照今日世界，之所(suo)以战争频仍，动乱不断，难道不是因(yin)为各国无不“以国为天(tian)下”吗？而和平共处之所(suo)以难以实现(xian)，难道不是因(yin)为各国始终(zhong)做不到“以天(tian)下为天(tian)下”吗？管子若能再(zai)生，他对今日世界的告诫，也(ye)许一(yi)个字都不用改。
如此来看(kan)新中国从70年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近年来的一(yi)系列(lie)全球(qiu)倡议，其中的深意也(ye)就显而易见了。为什么会历(li)久弥新？答案也(ye)很清楚(chu)了。
谨以此文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fa)表70周年。
来源|底线思(si)维(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