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故事集》，[南非]J. M. 库切(qie)著，远子译，四川(chuan)文艺(yi)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78页，56.00元
中文读者大多熟知王国维的“人生三境(jing)界”。在与保罗·奥斯(si)特合作完成的通信集《此时此地》中，库切(qie)亦(yi)提出了自己的“生活三阶段”论：
一个人可以把生活想象成艺(yi)术，若按计(ji)划而言，可以分为两个甚或是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你会发现或者向自己提出一个宏(hong)伟(wei)的问题。第二阶段，你不(bu)厌其(qi)烦(fan)地去解答这(zhe)个问题。然(ran)后，如果活得足够(gou)长，你就到了第三阶段，先前那(na)个重(zhong)大的问题开始(shi)令你感到厌倦，这(zhe)时，你就需要到其(qi)他地方去寻(xun)找答案了。（[美]保罗·奥斯(si)特、[南非]J. M. 库切(qie)：《此时此地》，郭英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2页）
2018年，库切(qie)以西班牙语译文的形式首次结集出版了这(zhe)部《道德故事集》（Siete cuentos morales，直译为“七个道德故事”，此书(shu)尚无英文版出版计(ji)划）。而到2019年，库切(qie)再次以西语译本首次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耶(ye)稣之死》（La muerte de Jesús，英文版The Death of Jesus出版于2020年）。有评论者将库切(qie)的这(zhe)一做法形容为“库切(qie)与全(quan)球英语之战”。在2018年的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上，库切(qie)表示“我不(bu)喜欢英语占领世界的方式……我不(bu)喜欢这(zhe)种情(qing)况在其(qi)母语使用者身上滋生的傲(ao)慢，因此，我将尽我所能抵(di)制英语霸权”（Colin Marshall, ‘J. M. Coetzee’s War Against Global English,’ New Yorker, December 8, 2022）。
库切(qie)的这(zhe)场“战争”，很容易被视为堂吉诃德式的挑战。但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这(zhe)或许也是一种“第三阶段”逃离。1974年库切(qie)出道作《幽暗之地》——“第一阶段”——中那(na)个已经在南非小有成就，但仍希望在“真实世界”得到认可的青年作家，如今已经厌倦了所谓(wei)的“真实世界”——不(bu)过是说英语的世界——而渴望拥抱更(geng)大的世界。实际上，自2015年起，库切(qie)每两年都会造访阿(a)根廷的圣马丁国立大学，主持“南方文学”系列研讨会。除了与拉(la)美当地作家交(jiao)流，库切(qie)还会邀请(qing)澳大利(li)亚及(ji)南部非洲作家共同参与。用库切(qie)自己的话说，此举是为了减少所谓(wei)“北方大都会文化看门人”对南方文学创作的影响，因为在通常情(qing)况下，“他们决(jue)定了南方世界关于自己的故事有哪些能被世界文学接纳，有哪些不(bu)能”（Derek Attridge, ‘The South According to Coetzee,’ Public Books, September 25, 2019）。
《道德故事集》中收录的七个故事写作时间跨度长达(da)十余年，其(qi)中有四个涉及(ji)库切(qie)“最爱”的女(nu)性角色伊丽莎白(bai)·科斯(si)特洛。这(zhe)位富于理性但又常常因此“反理性”的澳大利(li)亚女(nu)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库切(qie)在第二阶段——“问题之战”——中最倚仗的“战争代(dai)理人”。然(ran)而随着她逐渐老去，周旋许久的道德问题令她愈发烦(fan)躁，灵魂问题则(ze)愈发迫近(jin)。“无论好坏，他们如今都身在一艘名为生活的漏船上，在冷漠的黑暗之海上漂流，不(bu)抱任何拯救(jiu)的幻想。”（71页）但最终，逃离道德战场而流亡于生活之海的科斯(si)特洛，似乎还是找到了灵魂问题的解法，那(na)便是若有余力仍旧关怀世界，而归于自我且不(bu)扰乱(luan)世界的道德，反倒可以成为生命晚期(qi)的良药。
库切(qie)
关怀世界：桑丘式折中主义
《道德故事集》的前三个故事并(bing)没有科斯(si)特洛出场，它们是“普通人”的故事。其(qi)中第一个故事《狗》讲述一个女(nu)人在回家路上总会遇到一条恶犬。她找到狗主人，希望对方“将我介绍给你们家的狗认识，让(rang)他跟我混个脸熟，知道我不(bu)是敌人，没有恶意”（第8页），却遭到对方拒绝；第二个故事《故事》讲述一个已婚女(nu)人为自己的外遇苦恼——并(bing)非由于产生的负罪感，反而是“没有负罪感这(zhe)一心理持续(xu)困扰着她”（23页）；第三个故事《虚荣》则(ze)讲述一个女(nu)人在自己六十五(wu)岁生日当天染了头发，还描了眉毛、涂了口红，成了子女(nu)眼中“看起来有些怪异、长得不(bu)像他们的母亲(qin)的女(nu)人”（29页）。
读者不(bu)难看出，这(zhe)三个生活场景，分别对应三种日常困境(jing)：暴力、欲望与衰老。故事的走向，似乎昭示着这(zhe)三种困境(jing)的注定无解。然(ran)而在拒绝提供“标准答案”的同时，库切(qie)所选(xuan)择(ze)的结局似乎又暗示了某种或许可行的现实路径。在《狗》的结尾，恶犬见女(nu)人经过，又一次猛扑到栅栏上，“尽管她在发抖……她还是尽可能地保持平静，直面那(na)条狗，用人类的言辞对他说话。‘诅咒你下地狱！’她说。接着，她跨上自行车，往坡上骑去”（10页）。我们当然(ran)清楚，化解无端暴力只能依(yi)靠(kao)对话，然(ran)而当对话同样被无端拒绝，“以暴制暴”至少是一种能够(gou)克(ke)服内心恐惧的手段。而在《故事》的结尾，有外遇的女(nu)人不(bu)再纠结于自己的道德无感，反而将其(qi)认定为拥有完美生活的条件：“当这(zhe)次外遇结束，不(bu)管是三个月、三年还是多久以后，她都会重(zhong)新(xin)做回已婚女(nu)子……将那(na)段记忆深埋心底(di)。”（24页）至于《虚荣》中那(na)个希望在步入老年的开端再拥有一次“被人当做女(nu)人盯着看”（32页）体验的女(nu)人，子女(nu)的惊诧反而构成了对她的免疫保护，让(rang)她不(bu)必像契诃夫小说中“寻(xun)求某种目光”的女(nu)人一样以“不(bu)得体”的形象生活，令自己“一直伤(shang)心下去”（38页）。
毫无疑问，库切(qie)——至少是书(shu)中人物——对于这(zhe)三种困境(jing)的处理，全(quan)都具有明(ming)显的道德瑕疵。倘(tang)若出现在今日的舆论场上，怕是注定逃不(bu)过“政治不(bu)正确”的批判。然(ran)而这(zhe)样的折中主义解法，其(qi)实是日常生活中最具可行性的路径。实际上，“普通人”与接下来将要登(deng)场的伊丽莎白(bai)·科斯(si)特洛之间最大的区别，便在于他们只是“道德战场”上的平民。平民享有的豁(huo)免权，本该确保他们不(bu)必承受道德攻击(ji)与审判的威胁(xie)——维持体面的日常，是他们应有的权利(li)。正如库切(qie)评论《堂吉诃德》时指出，“我们为了使世界更(geng)好、更(geng)有活力，而培养(yang)自己，使自己具有一种脱离关系的能力……（这(zhe)种能力）会导(dao)致局外人认为我们陷入间歇性的幻觉(jue)”（[南非]库切(qie)：《内心活动》，黄灿然(ran)译，浙江文艺(yi)出版社，2017年，268页）。与堂吉诃德相比，他的仆人桑丘总能避免这(zhe)样的麻烦(fan)——对这(zhe)样一种既维持日常关系，又能保全(quan)自身的折中主义的肯定，其(qi)实是一种对世界的关怀。
动物伦(lun)理：一只猫并(bing)不(bu)是一个难题
伊丽莎白(bai)·科斯(si)特洛首次登(deng)场是在普林斯(si)顿大学。1997年，普林斯(si)顿大学邀请(qing)库切(qie)担任这(zhe)一年“坦纳人类价值讲座(zuo)”（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的讲师。库切(qie)选(xuan)择(ze)的主题是“动物的生命”，但他在两次讲座(zuo)中各读了一篇小说——这(zhe)种事情(qing)他倒是经常做，包(bao)括应付(fu)诺贝尔(er)文学奖颁奖礼——而这(zhe)两篇小说，正是以科斯(si)特洛作为主人公的《哲学家与动物》和(he)《诗人与动物》。
到《道德故事集》中，科斯(si)特洛对于动物伦(lun)理的关注仍不(bu)减当年。《老妇人和(he)猫》一篇写她移居西班牙乡村，喂养(yang)了一群野猫。在前来探(tan)望她的儿子约翰看来，科斯(si)特洛的行为给当地带来了困扰，“我总算明(ming)白(bai)为什(shi)么你的村民朋友们会感到不(bu)安了。一个陌(mo)生人跑进他们的村子，喂养(yang)一堆(dui)野猫，很快就会让(rang)这(zhe)里野猫成灾”（99页）。通常情(qing)况下，人们会把野猫——无论它们是否成灾——看成一个难题，但科斯(si)特洛拒绝这(zhe)样的思维定式，“一只猫并(bing)不(bu)是一个难题。管道里的猫向我发出了请(qing)求，而我予以回应。我的回应与难题无关，也不(bu)涉及(ji)道德考量”（104页）。更(geng)进一步，在艰难的抉择(ze)——是或非，在小说的场景中便是喂养(yang)野猫与任其(qi)自生自灭(mie)——面前，科斯(si)特洛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jue)方案：
我知道什(shi)么是选(xuan)择(ze)，不(bu)需要你来告(gao)诉(su)我。我知道选(xuan)择(ze)有所作为是什(shi)么感觉(jue)，我更(geng)清楚选(xuan)择(ze)不(bu)作为是什(shi)么感觉(jue)。……而我所说的另一种方式不(bu)是选(xuan)择(ze)。它是一种顺从。它是一种放弃。它是一种不(bu)带任何“不(bu)”的“是”。这(zhe)层意思你能懂就懂，不(bu)能懂就不(bu)懂。我不(bu)打算再解释(shi)自己了。（111-112页）
在这(zhe)里，一种“不(bu)带任何‘不(bu)’的‘是’”，构成了科斯(si)特洛解决(jue)方案的核心，而这(zhe)与她早期(qi)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哲学家与动物》的尾声，当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争辩(bian)——从理性角度来说，我们不(bu)过是想要保护人类的利(li)益——时，她选(xuan)择(ze)在一众(zhong)理性主义者面前颠覆(fu)理性：“我常常搞不(bu)清楚什(shi)么是思考、什(shi)么是理解。我们对宇宙真的比动物有更(geng)好的理解？理解某个事物在我看来经常就像是在玩魔方。一旦你把所有的小方块都啪的拧到位了，说变就变，你一下子就明(ming)白(bai)了。你只有处于魔方之中才有实际的意义，不(bu)然(ran)的话……”（[南非]库切(qie)：《动物的生命》，朱子仪译，北京十月文艺(yi)出版社，2005年，56页）理性与道德的特权皆是它们总在魔方之外——然(ran)而只要当人发觉(jue)自己从来都在魔方当中，他才能看到二者的局限所在。
更(geng)进一步，在《道德故事集》的最后一篇《玻(bo)璃屠宰(zai)场》中，科斯(si)特洛向儿子询问建一个屠宰(zai)场要花多少钱。她打算建一个玻(bo)璃屠宰(zai)场，“演示屠宰(zai)场里发生的事，也就是屠杀(sha)”（137页）。“脏活”的隐(yin)匿性始(shi)终是其(qi)合法性的基础，而科斯(si)特洛决(jue)心打破这(zhe)“一叶之障”，“在海德格尔(er)的术语里，虱子是贫乏于世的，即缺(que)乏世界的。我又如何呢？”（150页）
值得注意的是，科斯(si)特洛的领悟(wu)与决(jue)定并(bing)非顿悟(wu)。正如前文指出，她对于人类理性的缺(que)陷早有洞察。库切(qie)有意在这(zhe)个人物身上体现一种另类的“成长性”——并(bing)非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里翩翩少年郎渐悟(wu)人生意旨，而是老妇人从怀疑而踟蹰到决(jue)心特立独行的蜕变。驱动这(zhe)一“成长”的也不(bu)再是阅(yue)历与力比多的增长，而是死之将近(jin)的威胁(xie)。“人上了年纪之后，恐惧感忽然(ran)来袭再正常不(bu)过了。”（141页）灵魂问题愈发迫切(qie)——“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man)月升起”（保罗·鲍(bao)尔(er)斯(si)语，后被坂本龙一用作书(shu)名）——我还能做些什(shi)么，才能让(rang)这(zhe)一生少一点愧怍？
晚年的科斯(si)特洛不(bu)仅喂养(yang)了一群野猫，她还收养(yang)了一位“圣愚”——流浪汉巴勃(bo)罗。此举很容易让(rang)读者想到库切(qie)的代(dai)表作《黑铁时代(dai)》中，作为主人公的老妇人柯伦(lun)太太同样收养(yang)了一位流浪汉。有研究(jiu)者认为这(zhe)位流浪汉名为维克(ke)尔(er)，乃是库切(qie)有意将其(qi)比作《神曲》中引(yin)领但丁漫游地狱与炼狱的维吉尔(er)（李青长《黑铁时代(dai)》注释(shi)，引(yin)自[南非]库切(qie)：《黑铁时代(dai)》，李青长译，四川(chuan)文艺(yi)出版社，2024年，235页）。但显然(ran)科斯(si)特洛并(bing)不(bu)依(yi)赖她的流浪汉。在《黑铁时代(dai)》的结尾，柯伦(lun)太太把自己写给女(nu)儿的长信交(jiao)给维克(ke)尔(er)，希望由他传递(di)自己最后的讯息，而在《老妇人与猫》中，科斯(si)特洛则(ze)把她喂养(yang)的猫托付(fu)给她的流浪汉，“把我的祝福留给巴勃(bo)罗……我要让(rang)这(zhe)个此前从未被人信任过的人知道还是有人信任他的”（118页）。也许人唯一有价值的道德准则(ze)，只是在其(qi)内心，相信其(qi)所相信，并(bing)通过相信而非排斥，提供改善(shan)的些许可能。
变老的哲学：科斯(si)特洛的晚期(qi)风格
库切(qie)选(xuan)择(ze)科斯(si)特洛作为自己的“代(dai)理人”并(bing)非偶然(ran)。在收到耶(ye)鲁大学邀请(qing)主持坦纳讲座(zuo)的同一年，库切(qie)向自己已经以阿(a)德恩首席英文教授的身份任教四年的开普敦大学提交(jiao)了辞呈，因为他注意到“随着社会机构的经济学式整合愈演愈烈，传统大学模式已经受到冲击(ji)”（J. M. Coetzee, Critic and Citizen: A Respon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9[2], 2000, p.110）。担任教职不(bu)再是安稳的保障，反而过多占用了他本可以用于创作的时间和(he)精力。但若真的彻底(di)离开大学，他将失去一个有益的人文交(jiao)流环境(jing)，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闭门造车。“伊丽莎白(bai)·科斯(si)特洛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上述难题的产物……科斯(si)特洛相当一部分的恼怒(nu)就是源自她跟周遭环境(jing)的格格不(bu)入，就像她的作者体验的感觉(jue)。”（[南非]大卫·阿(a)特维尔(er)：《用人生写作的J. M. 库切(qie)：与时间面对面》，董亮译，黑龙江教育(yu)出版社，2017年，236-237页）
在安排科斯(si)特洛“代(dai)替”自己完成坦纳讲座(zuo)六年后，库切(qie)在当时的两篇讲稿基础上推(tui)出新(xin)作《伊丽莎白(bai)·科斯(si)特洛：八堂课》。小说以科斯(si)特洛受邀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学活动发表的演说为主要内容，辅之以游历见闻，很大程度上也是库切(qie)本人这(zhe)一时期(qi)生活的写照。但就在人们以为科斯(si)特洛只是库切(qie)为直抒(shu)胸(xiong)臆(yi)之方便而使用的假(jia)面时，在他接下来的长篇小说《慢人》中，科斯(si)特洛再次登(deng)场。她莫名其(qi)妙地闯入一个因车祸而截肢的老男人家中。这(zhe)个男人尽管突遭横祸，但生活无虞，因此残疾带来的更(geng)多是情(qing)欲之扰——独居的他渴望得到一名护工的爱，然(ran)而这(zhe)名护工显然(ran)拥有自己的生活。科斯(si)特洛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到他身边，戳穿了他所谓(wei)的爱不(bu)过是一厢情(qing)愿：“你觉(jue)得爱也能像啤酒一样计(ji)量？也就是说，只要你带着一箱(xiang)爱过来，那(na)么对方就可以空着手？空着手，空着心？”（[南非]库切(qie)：《慢人》，吴超译，四川(chuan)文艺(yi)出版社，2023年，222页）但这(zhe)个因内心纠结而裹足不(bu)前的“慢人”最终拒绝了科斯(si)特洛希望他过上更(geng)戏剧化人生的建议，“这(zhe)就由你决(jue)定了，伊丽莎白(bai)。听说大海里有很多鱼。而至于我，至于现在，再见了”（同上，290页）。
《慢人》于此戛然(ran)而止(zhi)。由于小说家的介入，这(zhe)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一部“元小说”，而被自己的人物拒绝的科斯(si)特洛，其(qi)实呼应的是前作中她已然(ran)看到的小说家的宿命，“无论是拉(la)丁语，还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或意大利(li)语，都表达(da)不(bu)出我的启示”（[南非]库切(qie)：《伊丽莎白(bai)·科斯(si)特洛：八堂课》，北塔译，浙江文艺(yi)出版社，2004年，279页）。于是到了《道德故事集》的《女(nu)人渐老时》，科斯(si)特洛似乎变成了一个全(quan)然(ran)悲剧的人物，“我是那(na)个过去常常大笑如今却不(bu)再发笑的人。我是那(na)个哭泣的人”（50页）。就连加缪的那(na)“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似乎也拒绝老者的参与：
因为我并(bing)不(bu)严肃，不(bu)够(gou)严肃——我老得没法严肃了。二十岁自杀(sha)是一种悲剧性的丧失。四十岁自杀(sha)是一则(ze)发人深省的时评。可要是你七十岁自杀(sha)，人们会说：“真丢脸，她一定是得了癌症。”（46页）
哲学家让(rang)·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最后指出，“虚无与对生存的‘否’随着变老呈现出来，对我们变得明(ming)白(bai)。变老是一处变得荒凉的生命区域，不(bu)给人一丝一毫合理的慰藉。人们不(bu)该给自己任何幻想。变老时我们失去了世界，变成对纯粹时间的内感官”（[奥地利(li)]让(rang)·埃默里：《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杨小刚(gang)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185页）。内在世界的丧失感与外在世界的陌(mo)异化同样是库切(qie)书(shu)写老年时常见的主题，但他同时赋予了科斯(si)特洛一种独特的晚期(qi)风格。当她意识到自己不(bu)再能够(gou)扭转年轻人的看法，她宣布“我们不(bu)要用政治话题来折磨自己了……要是你、诺玛和(he)孩子们在美国待不(bu)下去了，忍受不(bu)了它带来的羞耻，墨尔(er)本房子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81页）。到《道德故事集》的《谎言》中，当儿子约翰以能够(gou)得到更(geng)好照顾(gu)为由，希望科斯(si)特洛住进养(yang)老院时，科斯(si)特洛要求他说出真相。约翰无法做到，但在给妻子的信里，他清楚地写下了科斯(si)特洛渴望听到的“真正的真相”：
真正的真相是你的一条腿已经迈进坟墓。真正的真相是在这(zhe)世上你已陷入无助，而明(ming)天你会变得更(geng)加无助，如此日复一日，总有一天你再也得不(bu)到任何帮助。真正的真相是你没有资格谈判。真正的真相是你不(bu)能说不(bu)。你不(bu)能向钟表的嘀(di)嗒声说不(bu)。你不(bu)能向死亡说不(bu)。（131-132页）
仍是一个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折中选(xuan)择(ze)——儿子终究(jiu)不(bu)能对母亲(qin)说出如此残酷的话语。但科斯(si)特洛还是完成了出色的一课。这(zhe)一课让(rang)儿子与妻子约定“不(bu)管那(na)些话有多难说出口，我们也还是要把它们说出来——情(qing)况不(bu)会再好转了，只会越来越糟，而且会持续(xu)变糟，直到不(bu)可能变得更(geng)糟，直到变得最糟？”（133页）也许历史上最经典的晚期(qi)风格来自狄兰·托马斯(si)——“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我没什(shi)么可咆哮的”，科斯(si)特洛只会对此耸耸肩，“该上的课我都上完了，我已经留下了我想要相信的真相”。
“批评的功能是由经典来界定的……最具质疑精神的批评恰恰是经典用以界定自身，从而继(ji)续(xu)存在下去的东西。这(zhe)个意义上的批评也许是狡猾的历史得以延(yan)续(xu)的手段之一。”（[南非]库切(qie)：《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浙江文艺(yi)出版社，2017年，20页）我们或许可以说，《道德故事集》中的道德是狡猾的科斯(si)特洛得以延(yan)续(xu)的手段之一——她以对世界可能无果的关怀表达(da)了自己，同时以最具质疑精神的道德界定了自身。这(zhe)种道德无非是始(shi)终活在真实中——真实若不(bu)消散，科斯(si)特洛便可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