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shen)逸
复旦大学(xue)国际政治系教(jiao)授
整体而(er)言(yan)，“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自(zi)由主义-新自(zi)由主义精英构建的规训标(biao)签。用“极端民族主义”标(biao)签标(biao)识拒绝(jue)内(nei)化(hua)西(xi)方知识体系和价(jia)值标(biao)准的行为体，用“民粹主义”（以及具有特(te)定(ding)历(li)史意涵的种族主义和身(shen)份政治仇视话语）标(biao)签规训发达国家(jia)内(nei)部的非精英群体，尤其是来自(zi)底层的强烈反抗。
从策略上来说，西(xi)方着力发挥葛兰西(xi)意义上的霸权优(you)势(shi)，将非西(xi)方行为体中的特(te)定(ding)群体进行吸纳性规训，并通过系统传递“极端民族主义”等内(nei)嵌特(te)定(ding)特(te)定(ding)标(biao)准的规训工具，扩展自(zi)身(shen)影响力，以弥补(bu)“纯血”西(xi)方精英在全球范围整体性的数(shu)量劣势(shi)，这大致(zhi)是从1600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一种权力结构。就经验观察来说，是当前全球舆论场信息竞(jing)争与认知博弈中常见的态势(shi)。
“极端民族主义”的治理需要回(hui)归事实(shi)和舆情生态的基本(ben)面，尤其需要避免过度的政治-道德洁癖，以及不自(zi)觉的“皈依效忠”倾向(xiang)。民族主义在中国有着特(te)殊的情境和历(li)史的发生逻辑，本(ben)质上来说是西(xi)方以殖民方式启动现代化(hua)进程，强势(shi)入侵并摧毁中国传统结构之后，在中国本(ben)土发生的自(zi)发反抗，与外来知识体系共同(tong)碰撞的产物(wu)。
从西(xi)方的视角来说，尽管当代全体发达国家(jia)，在现代化(hua)进程中，普遍都以民族主义乃至激进民族主义的政治煽动和动员发夹，但在进入成熟稳定(ding)期后，处于对底层民众系统性动员的阶级性的恐惧(ju)，在作为上层建筑的知识与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污名化(hua)以及解构处理，并进行了比较强力的推广，确保通过知识实(shi)现规训，就像X战警中消除变种人的方法(fa)不是消灭成熟体，而(er)是避免成熟体的出(chu)现一样。
“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叙事在当代中国的舆论生态中的使用具有显著“通假”以及“移(yi)情”属性。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对西(xi)方，以及中国本(ben)土部分具有传承属性的知识精英来说，是某种系统性的威胁和挑战，除非中国选择1991年苏联的道路，而(er)且还不能出(chu)现俄罗斯现任领导人的那种强势(shi)，否(fou)则中国存在本(ben)身(shen)就是一种威胁。
但是，一如沙利文2014年在CFR演(yan)讲中所指出(chu)的那样，美国从外部用各种方式改变中国的努力，已经趋于失败；而(er)且，从外部对冲中国崛起，其成本(ben)已经超越了西(xi)方可选政策的边界。那么很显然，对西(xi)方来说，能够有的希望，自(zi)然就是等待内(nei)部的变化(hua)。
中国的挑战，则是需要在新的历(li)史时期，凝聚出(chu)新的共识和目标(biao)，其中要实(shi)现自(zi)我超越的关键，就是摆(bai)脱在所谓“极端民族主义”上的非自(zi)主性判断，或者，更直白的说，就是超越“友邦惊诧”和“中国是得(de)到美西(xi)方认可的市场经济”这种具有显著时代局限性的认知，回(hui)归到中国客观国家(jia)利益，回(hui)归到符合(he)中国国家(jia)利益的秩序构建，回(hui)归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huo)向(xiang)往的基本(ben)面，来看待和理解各种问题。
治理“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更加广义的网络(luo)治理，关键在于相信人民，依靠(kao)人民。网络(luo)治理这种生态构建的事情，当然是最(zui)适合(he)展现中国的制度性优(you)势(shi)，就是对人民的认定(ding)，对人民的相信，以及对人民的依靠(kao)。这种认定(ding)相信和依靠(kao)，以及，教(jiao)育(yu)发动组织，是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底层逻辑。现在欧美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荒腔走板，与其在萌芽与先发时期曾经显现的辉(hui)煌相距(ju)甚远，核心原因之一，也在于对这底层逻辑的背反。对中国来说，如果最(zui)终变成了用“极端民族主义”的标(biao)签去标(biao)识所谓“乌合(he)之众”，那至少是一种需要有效矫正的政策定(ding)位。
涉日的“极端民族主义”治理，需要的是一种均衡的治理生态。从近(jin)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思潮和运动，一般都是被(bei)刺激出(chu)来的：或者是被(bei)外国列强的暴行刺激出(chu)来的；或者是被(bei)本(ben)土的一些皈依情节与求认同(tong)需求过于强烈的行为体的言(yan)行刺激出(chu)来的。
这一轮(lun)苏州的事情，则表现出(chu)了社交媒体舆论平台治理的复杂挑战，里面混杂了流量经济的异化(hua)表现，技术娴(xian)熟来路可疑的“两(liang)头(tou)吃(chi)”与“双(shuang)向(xiang)反跳”，找到了“透气窗口”且娴(xian)熟语言(yan)技巧各种“借(jie)题发挥”进行扩张阐释以弥补(bu)长期憋(bie)屈和不满的，但更加关键的，是体现需要提升应对复杂舆情的本(ben)领，并且在治理进程中构建相匹配治理规范的系统性能力。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ding)的，就个人的深度参与性观察来看，绝(jue)大多数(shu)网民有充分的理性，并不喜欢那种学(xue)理意义上有害的“极端民族主义”，事实(shi)上那种东西(xi)在中国本(ben)质上是水土不服的，相反在欧美发达国家(jia)，以及向(xiang)欧美发达国家(jia)学(xue)习的过于成功(gong)的日本(ben)那儿，是根深蒂固的存在。
精准，细致(zhi)，同(tong)步(bu)，均衡，是涉日“极端民族主义”治理的可能方向(xiang)。其中的核心逻辑，是要进行源头(tou)管理，从源头(tou)上消除可能诱发“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从舆情生态来说，需要消除那些恶心的跪舔(tian)媚日言(yan)论，因为这是滋生所谓“极端民族主义”的前提和根源。很显然的道理，如果日本(ben)政府承认了二战历(li)史责任，进行有效的道歉与赔偿，拆了靖国神社，或者，把侵略战争的纪念都拆了，正经反思战争罪行与责任，那也就没啥问题好弄了。治理网络(luo)生态中涉及的激烈情绪，更加需要对情绪的产生机(ji)理进行深层认知，系统梳理，理解其中的动力生成机(ji)制，继而(er)进行有效且精准的治理。提升本(ben)领，克服恐慌，拒绝(jue)一劳永逸的诱惑，做好长期持久工作的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心理建设(she)。
个别精英自(zi)虐，面对日本(ben)这个非常特(te)殊的，迄今为止不仅在精神和情感上持续刺激中国，而(er)且在现实(shi)利益上坚定(ding)的与美国站在一起损害中国国家(jia)利益的国家(jia)，进行主动的自(zi)我矮化(hua)，实(shi)事求是的说，这真的是非常容易刺激出(chu)比较强烈的负面情绪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不喜欢看到极端的情绪化(hua)表达，麻烦记得(de)站直了，不要自(zi)虐。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