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研究中国(guo)近代史(shi)的学者一直致力于探讨中国(guo)与西方关系，但很少有人(ren)关注那些亲旅(lu)西方的晚清官员。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不过，这只是它贡(gong)献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作者重新定(ding)位了关于东西方相互理解和误解的讨论。仔细阅读这本精心翻译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重新定(ding)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皇甫峥峥没有泛泛地描述那种单一的中西“冲击—回应”论，而(er)是向我们展示(shi)了晚清旅(lu)欧使者各不相同(tong)的反应。他(ta)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背景、才干和风(feng)格，从汉军八旗诗人(ren)斌椿，到满章京志刚，到饱读经书的郭嵩焘，再到薛福成——这位在想象中建构中华(hua)帝国(guo)的战略家。通(tong)过这些独特个体的不同(tong)反应，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新信息(xi)秩序的创建，外交官们通(tong)过即(ji)时(shi)的电报(bao)通(tong)信适应了常驻公使馆的新现实——这及时(shi)提醒我们，技(ji)术如何推动了我们相互联系和想象的方式。
长期以来，美(mei)国(guo)的中国(guo)近代史(shi)一直受到哈佛大学费(fei)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的影响(xiang)，他(ta)认为中国(guo)近代史(shi)是中西方“冲击—回应”的过程。这种“回应”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启(qi)蒙运动的过程，即(ji)中国(guo)从十九世纪中期“筹办夷务”始，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为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zhu)理想所作的努力。中国(guo)史(shi)学的叙事也同(tong)样(yang)以中国(guo)对于西方帝国(guo)主(zhu)义的回应为主(zhu)：从乾隆的傲慢自信，到张(zhang)之(zhi)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梁(liang)启(qi)超推动立(li)宪以对抗(kang)列强侵略，最后是二十世纪利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zhu)义对抗(kang)西方的帝国(guo)主(zhu)义。尽管这两种叙述不同(tong)，但它们都聚焦于同(tong)一类人(ren)，即(ji)任何研究中国(guo)近代史(shi)的学生都熟(shu)悉的个人(ren)：乾隆帝、林则徐、张(zhang)之(zhi)洞、康有为、梁(liang)启(qi)超、孙中山、胡(hu)适、陈独秀。虽然他(ta)们的叙事各不相同(tong)，但角色(se)阵容和中西二元对立(li)的理论均(jun)占主(zhu)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历史(shi)窗口的关键枢纽是晚清一代的康有为和梁(liang)启(qi)超。
本书的一个主(zhu)要贡(gong)献是它关注了一组新的人(ren)物，以及对先(xian)于康、梁(liang)的前一代的关注。尽管康、梁(liang)一代关注的是中国(guo)与西方的竞争，但其(qi)方式则是通(tong)过日(ri)本了解西方，并在他(ta)们的著作中使用了日(ri)本人(ren)发明的新词汇来翻译西方概(gai)念：经济、政治、社会、革命。这些术语一直沿用至今。但是本书中研究的晚清旅(lu)欧使者使用了许多与康、梁(liang)全然不同(tong)的术语来描述他(ta)们所观察到的西方世界。这本书的优点(dian)之(zhi)一是它仔细探究了这些官员在遇到一个新的和不同(tong)的世界时(shi)发明的概(gai)念和词汇。当旗人(ren)斌椿陪同(tong)赫德(Robert Hart)探亲休(xiu)假时(shi)，他(ta)作诗赋词以示(shi)中国(guo)文化的辉煌，同(tong)时(shi)又没有冒犯他(ta)的欧洲东道(dao)主(zhu)。郭嵩焘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赞扬在他(ta)回国(guo)后激怒(nu)了国(guo)内的保守派，但同(tong)时(shi)激励了后来一代的立(li)宪改革者；皇甫峥峥令人(ren)信服地指(zhi)出，关于郭嵩焘观点(dian)的争议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ji)他(ta)对西方的理解是受到王夫之(zhi)反对专制的启(qi)发，他(ta)对西方的理解也是基于三代的“道(dao)”，只是这个“道(dao)”和三代之(zhi)治有所同(tong)，有所不同(tong)。
在这本书中更重要的是描述了曾纪泽和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事务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众所周知(zhi)，曾纪泽是曾国(guo)藩之(zhi)子，曾国(guo)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反对派遣使节出洋，然而(er)，他(ta)的儿子却成为了十九世纪末(mo)中国(guo)最重要的外交官之(zhi)一。曾纪泽1881年与俄罗斯帝国(guo)谈判结束了伊犁危机，其(qi)后担任驻法国(guo)和英国(guo)的公使。在担任这一职(zhi)务时(shi)，他(ta)协助建立(li)了一套有效的外交惯例，并同(tong)时(shi)主(zhu)持了一种新的情报(bao)秩序，以系统性的记录保存(cun)、定(ding)期的电报(bao)通(tong)讯取代了以前的特使的个人(ren)日(ri)记和叙述报(bao)告。最后，薛福成成为皇甫峥峥笔下的“洋务运动背后的文学天才”。最重要的是，他(ta)敦促中国(guo)利用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li)自己的帝国(guo)，与西方竞争。
在以上和更多的方面，这本书代表了新一代晚清学术的最杰出的方面。这项研究所依据的主(zhu)要文本是由钟叔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收集的，并发表在《走向世界》中的各种史(shi)料。皇甫峥峥从中国(guo)出版的日(ri)记起步，然后开始在中国(guo)和世界的相关图书馆、档案馆中寻找更多的史(shi)料，包括电报(bao)、奏折和外交报(bao)告。这一努力使她能够追溯书中所分析的新信息(xi)秩序的演变。该书由上海人(ren)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是对二十一世纪初中外学者就中国(guo)历史(shi)和社会轮(lun)廓展开的积极而(er)富(fu)有成效的对话的一种回应。特别令人(ren)欣慰的是，作者是一位在美(mei)国(guo)接受过学术训练的华(hua)人(ren)学者。她对中国(guo)语言(yan)和史(shi)料来源有着自信的熟(shu)悉，对中国(guo)历史(shi)的学术研究也具有不偏(pian)不倚的态度(du)。本书的出版是学术交流的典范，我很荣幸为她的书作序。
周锡瑞
二〇二四年二月九日(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