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作者是广州大学音乐舞蹈(dao)学院(yuan)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
广东音乐，地(di)方性乐种，但(dan)在(zai)很(hen)多地(di)域有(you)着广泛的流传：北京、上海、天津、香港、澳门，乃至海外。其中，广东音乐在(zai)天津的传播尤为令人瞩目，天津也因此被称为广东音乐的“第二故乡”。目前，对于广东音乐的研究已有(you)不少成果，然而，通过对广东音乐在(zai)津早期传播史料(liao)的深入解读，笔者发现(xian)，仍然有(you)些许史实需要考证乃至勘(kan)误，也有(you)诸如旅津广东音乐会成员名单、社(she)会各界的文(wen)艺(yi)演出节目单等史料(liao)，有(you)助于我们在(zai)更加广阔的视域中观察(cha)广东音乐在(zai)天津早期流传的特征与意义。
旅津广东人与旅津广东音乐会
19世纪下(xia)半叶，天津作为重要的漕运商埠已经吸引了全国各地(di)的大批商人，其中广东人与福建人都有(you)着相当的规模(mo)。旅津广东音乐会正是在(zai)这样的背景下(xia)得以成立，然而，关于其成立的时间，史料(liao)的记载值得再予(yu)考证。
自1931年的《天津志略（会社(she)篇）》记载为1915年之后，《天津文(wen)史资料(liao)选辑》等各类资料(liao)汇(hui)编以及(ji)研究性文(wen)论中均沿用了1915年这一(yi)时间。但(dan)笔者找到(dao)了三个可(ke)以说明其成立时间为1914年（民国三年）而非1915年的证据：
第一(yi)，天津市档案馆所藏《旅津广东音乐会章程(cheng)》。其中第一(yi)章《总则》第三条明确记载了该组织成立的时间为民国三年（即1914年）。
第二，《北洋画报》1929年（民国十八年）10月12日的383期为“旅津广东音乐会十五周年纪念演剧专号”。由1929年为15周年来推(tui)算，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成立时间也应当是1914年，而不是1915年。
第三，《为据旅津广东音乐会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yi)会呈以演剧筹款慰劳国军请于备案等情呈报》记载了“旅津广东音乐会于民国三年（1914年）主办慰劳国军筹款游艺(yi)会，并(bing)获教育部(bu)颁发的捐资兴学奖状”的情况。既然以“旅津广东音乐会”的名义所举行的筹款游艺(yi)会是在(zai)1914年，那(na)么该组织便不可(ke)能时至1915年才成立。
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会员情况
早期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均为广东籍人士。天津市档案馆所藏1946年的《天津市旅津广东音乐会职员履历表》详(xiang)细记录(lu)了当时的职员构(gou)成情况：包括理事长1名、常(chang)务理事长4名、理事10名、候补(bu)理事5名、常(chang)务监事1名、监事4名、候补(bu)监事2名。年龄从25-45岁不等。所有(you)职员的籍贯均为广东，职业(ye)或是从商，或供职于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等。
虽然旅津广东音乐会的职员从理事长到(dao)候补(bu)监事均为广东籍，但(dan)该组织的会员却已经突破了广东籍的范围(wei)。1946年的《旅津广东音乐会会员名册》中记载了109名会员的情况，其中有(you)7名非广东籍的会员，籍贯分别为福建、浙江、天津，入会时间为20世纪30-40年代。
旅津广东音乐会出现(xian)了福建与浙江籍的会员，可(ke)见广东音乐已经得到(dao)非广东人士的喜爱，而20世纪40年代3位天津籍爱好者的加入，或可(ke)映射出广东音乐已悄然进入天津人的生活，这为广东音乐在(zai)天津的广泛传播埋下(xia)了伏笔。
天津人组建的广东音乐社(she)
20世纪40年代，广东音乐在(zai)天津蔚然成风，由天津人组建的专门演奏广东音乐的乐社(she)纷纷成立，学校内外、街道家(jia)庭中，时常(chang)可(ke)以听到(dao)广东音乐的曼妙旋律。
当时，学生群体是传播广东音乐的中坚力(li)量，许多广东音乐社(she)是由在(zai)校学生组建而成。成立于1942年的“南风粤乐社(she)”是众多广东音乐社(she)团中颇具代表性的一(yi)个。该乐社(she)主要成员有(you)工商学院(yuan)附中的徐仁、徐杰、韩世珍、董光尧（董坚）、杨浩川、杨少苍，第二中学的赵金铸、陈嘉瑞等人。由于这个乐社(she)演奏水平较高，曲目较多，乐器配备比较齐全，成为当时唯(wei)一(yi)经常(chang)到(dao)电台演播广东音乐的团体。“南风粤乐社(she)”的主创者徐仁老先生于1949年组建“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现(xian)为天津群艺(yi)民族(zu)乐团），并(bing)借助该平台，演奏了170余(yu)首广东音乐，参(can)加广东音乐演出250余(yu)场。
天津人的积极参(can)与，使(shi)得广东音乐的在(zai)津继续传播成为可(ke)能。即使(shi)后来广东人纷纷离津返(fan)粤，广东音乐也并(bing)没有(you)因此销声匿(ni)迹。在(zai)天津的乐友们浇灌与哺育下(xia)，广东音乐在(zai)天津绽放出了生命的力(li)量。
天津各类表演活动中的广东音乐
鸦片(pian)战争之后，大规模(mo)的基(ji)督教传教活动推(tui)动了基(ji)督教音乐在(zai)中国的传播，“五四(si)”新文(wen)化运动的影响更是加速了西乐东渐的进程(cheng)。作为第二次(ci)鸦片(pian)战争之后《北京条约》中增开的商埠，天津不仅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深受西方文(wen)化影响并(bing)呈现(xian)出文(wen)化多元化的都市。
天津这样一(yi)座深受西方文(wen)化影响的城(cheng)市，其音乐领域又是怎(zen)样的情形呢？西方音乐文(wen)化是否会占有(you)压倒性的优(you)势呢？广东音乐作为发轫于珠三角地(di)区的地(di)方性乐种，是否会在(zai)天津的整体音乐文(wen)化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呢？通过对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两份节目单的分析(xi)，笔者有(you)些意外地(di)发现(xian)——
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经过情形报出席世界学生日纪念会等事致本局郝局长的呈（附告(gao)学生书节目单）》显示，1946年11月17日下(xia)午，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在(zai)天津市耀华中学校礼堂举行。节目中的第4首作品为广东音乐。如果说，在(zai)旅津广东音乐会的演出中，广东音乐一(yi)定会成为必然选择的话，那(na)么在(zai)“世界学生日纪念大会”也出现(xian)广东音乐的身影，则可(ke)见广东音乐在(zai)天津多元音乐文(wen)化语境(jing)中的重要地(di)位。
无独有(you)偶，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为送招待券及(ji)节目事致市参(can)会的函（附节目单）》中也出现(xian)了广东音乐。1948年9月2日，天津市各界庆祝(zhu)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当晚游艺(yi)晚会的第5个节目为南风国乐社(she)演奏的4首国乐（广东音乐曾一(yi)度(du)被视为国乐）：《胜利》《甜蜜的苹果》《娱乐升平》《狂欢》。
从以上两次(ci)活动的节目安(an)排我们可(ke)以看到(dao)，20世纪上半叶的天津有(you)着多元包容的音乐文(wen)化氛围(wei)，而被视为国乐的广东音乐，在(zai)西乐东渐的文(wen)化背景中，显然占有(you)了重要的一(yi)席之地(di)。
结语
通过对相关史料(liao)的梳(shu)理与分析(xi)，广东音乐在(zai)天津早期传播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di)呈现(xian)在(zai)我们的眼前，其特征与意义也随之显现(xian)。
首先，广东音乐经历了由广东人传入，后转而由大批天津人参(can)与的变化过程(cheng)。从广东人成立的旅津广东音乐会，到(dao)天津人组建大量广东音乐社(she)团，并(bing)形成传播热潮，广东音乐得以融入天津人的音乐生活之中，展现(xian)出中华民族(zu)同根同源、同血同脉的内在(zai)机理。
此外，广东音乐在(zai)天津的传入直至传播热潮的形成，正处于西乐东渐、新文(wen)化运动以及(ji)新音乐发展如火(huo)如荼的背景之中，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乐种之一(yi)，广东音乐非但(dan)没有(you)因为西方音乐的传入而式微，反而得到(dao)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是地(di)方性乐种异(yi)地(di)传播的一(yi)个生动案例，更是中国传统音乐在(zai)多元文(wen)化语境(jing)中具有(you)强大生命力(li)的有(you)力(li)佐证。